欧亿平台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歐亞研究所副所長楊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中國外交室主任蔡亮在《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0年第4期發表《“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海洋合作和海上公共產品》（全文約1.5萬字）。
習近平指出，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各國應堅持平等協商，大家集思廣益、增進共識，完善危機溝通機製，另一方面中國要積極履行國際責任義務，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產品。全球治理中，人類共同體的整體性利益要求國家實力同國際公共物品的供給保持一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很大一部分來自國際公共產品供應的缺失。時代主題的轉換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使得全球治理陷入了諸多困境，比如治理體系的失衡、治理機構困境的加劇和參與主體矛盾的尖銳，等等。敘利亞危機、阿富汗問題和伊朗問題的持續發酵、新冠疫情對於全人類的致命威脅、美國債務危機和美俄軍事對抗加劇等等，無不顯示出全球治理的困境。而特朗普執政後美國采取的單邊主義行徑在加劇了這種困境的同時，也減少了對公共產品的提供。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認為，國際公共產品意指維護和平與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包括公海航行自由、清晰界定產權、國際貨幣和固定匯率等公共產品需求，以及由此形成的超國家層面的國際宏觀管理機製，包括國際上具有充分共識的原則、準則和決策程序等等。就其類型而言，海上公共產品包括與海洋開發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服務項目以及各種政策法規等等。
一、海上公共產品的類型
海上公共產品種類繁多，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一）海洋航道測量
海洋航道測量的目的是使艦船在遍布全球海洋的海上航道能夠安全航行。從技術上來講，海洋航道測量有三大要素：海圖規格高低、水下地形特征和測量作業與海岸線距離。根據這三個要素，海洋航道測量也因此可以分為遠洋、近海、沿岸和港灣等不同的類型。海上執法、海上防禦、航運管控、海洋環境保護、海上劃界等海上維權活動對於海洋航道測量所獲得的數據以及信息的依賴程度與日俱增。這些信息和數據包括海岸地形、海底地貌、水深、鹽度、潮汐和洋流、海洋地質等。
（二）海上導航服務
船舶在缺乏參照物的海上航行，如何辨別方向並最終抵達目的地是個大問題。古時候中國人用星辰作為導航，是為“牽星過洋”。而司南和羅盤等指南器具在船舶上的應用使得古代中國在遠洋貿易上得到發展。現代導航系統有多個種類，如衛星導航系統、慣性導航系統、天文導航系統、多普勒導航系統、無線電導航系統、地磁導航系統、地形場導航系統、視覺導航系統等。在海上應用最為廣泛的是衛星導航系統。這些導航服務對海上航道的開辟和使用不可或缺，日益成為重要的海上公共產品。
（三）海洋氣象預報
不利氣象將會威脅到人類經略海洋所賴以維生的艦船安全，就算是在近海活動，天氣變化亦將帶來諸多風險，不但可能危及人命安全，對於各項資產亦有可能造成損傷。海洋運輸必須考量天候氣象固不待言，漁業方面撈捕及采集，加上海岸地區天然曬鹽作業，更是受到氣候所左右。海洋氣象預報是公共服務項目，屬於典型的海上公共產品。
（四）海洋衛星通信
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之後，通信的重要性大為上升。作為一種新型的通訊手段，衛星通信具有其獨特優勢。不僅覆蓋面廣，而且受天氣影響小。它的主要用途是為艦船、勘探平臺以及科考站和氣象站提供通信服務，同時可以為海上災難救援提供信息保障與服務。有了衛星通信這種先進的手段之後，人類在海上活動的時間可以大幅度延長，並且彈性也因此大大增加。
（五）海上安全保障
海洋空間是全球化的重要載體，也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重要策源地。具體而言，當代海洋問題具有國際性和跨國性，既有傳統的國與國之間關於海洋空間、海洋通道和海洋資源的控製、利用和管轄等方面的矛盾，也有非傳統性質的海上威脅，如海上恐怖主義、生態環境、疾病蔓延、跨國犯罪、走私販毒、非法移民、海盜等。隨著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尤其是“9·11”事件之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在海洋領域越來越突出，並呈現出多元化、復雜化的特征。而這些安全威脅的產生，無疑對國際海洋秩序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海上安全保障成為一種重要的海上公共產品，其地位隨著海洋地位的提高以及各國爭奪海洋資源步伐的加快而不斷上升。
（六）海上醫療保障
海上工作者必須適應不同海域、氣候、港灣與灘岸環境；再加上長途航行，在艙間空間狹小、船員居住密度極高、飲水與食品保鮮不易、工作執勤負荷繁重以及船上各類設備噪音、震動、溫度、濕度、化學物料與空氣質量不盡理想的環境下，海員容易受到疫病威脅，海員健康狀況乃至死亡率居高不下，從而產生航海醫學的實際需求。航海醫學是針對航海工作者常見生理與心理反應，以及其所罹患疫病之感染規律與病理常態，提出預防、診斷、治療與復健方案，以便確使海員能夠保持身心健康、維持工作效率以及防範意外事故的醫學門類。由於海洋活動經常自海外帶回疫病，因此其與整個社會防疫體系必須相互結合；航海醫學不僅針對海員，甚至還會延伸至海運所輸送活體動植物，以及船上可能傳輸疫病之動物與害蟲。所以，其所涉及醫學範疇，除預防醫學、流行病學，還有可能與其他醫學體系產生互動關系。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海洋進行傳播的。日本因“鉆石公主”號遊輪導致境內感染人數急劇攀升，而美國則因疫情導致西太地區出現“航母真空”，其海上霸權的標誌幾乎“休克”。現代船舶載客量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機會。而軍用船舶為達到“三防”標準（防核生化武器的襲擊）大多采用封閉式設計，並安裝中央空調系統。這就為新冠肺炎病毒的迅速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並且以歷史的角度看，全球性的疫情大多是通過海洋從一個大洲傳播到另一個大洲，比如天花就是通過大西洋從歐洲傳播到美洲。從這一點看，海上醫療保障正越來越成為海上公共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際社會需要海上公共產品的提供者。19世紀的海上公共產品主要提供者是當時的海洋霸權國家英國，接過英國海洋霸權權杖的美國則在20世紀提供了海上公共產品的大部分。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的綜合國力相對衰落，對於提供海上公共產品的意願也隨之削弱。在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後，單邊主義在外交政策中越來越占據上風，“退群”力度也在上升。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美國提供海上公共產品的意願進一步減少。然而，海洋空間的治理問題對海上公共產品的需求與日俱增，這種增長與美國提供海上公共產品削減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國際海洋治理需要有新的公共產品提供者。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的“海洋命運共同體”可望為海上公共產品的增加新的途徑。
二、提高供應海上公共產品能力的途徑
對於中國來說，可以通過以下途徑來提高供應海上公共產品的能力。
（一）進一步落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項目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是2013年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期間首次提出。2013年10月，李克強總理出訪文萊時提出中國—東盟未來十年合作框架的七點建議，其中之一就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中，海外港口布局則與沿海產業帶、港口城市網絡建設相互促進。這種促進對於相關國家的涉海基礎設施建設將大有裨益，中國在相關海域提供海上公共產品的能力將隨之提高。
（二）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機製
海盜與海上恐怖活動是對中國海外利益構成嚴重威脅的重要因素，不僅給世界和相關國家造成嚴重的經濟和治安危害，更為危險的是海盜與恐怖勢力的聯手構成了對世界安全的重大威脅。首先，傳統海盜的目的是搶劫貨物，而現代海上恐怖分子卻是為了對抗政府、製造混亂。其次，襲擊目標也從傳統的油輪和商船擴展到了軍艦、港口乃至居民區。如2012年，全球有一大部分的海盜襲擊（44%）被報道確認發生或試圖發生在港口地區。再次，裝備和手段上也更加現代化和科技化，有的甚至還走上了組織化、集團化和國際化的道路。中國有必要和相關國家一起聯合運用海上力量分區域打擊海盜和海上恐怖組織，從而使遍布海洋的各大海上航線得到充分的保護。實際上，中國海軍在亞丁灣的護航行動已經充分說明這種海上安全合作機製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與中國隔海相望的菲律賓飽受海盜之苦，曾呼籲中國幫助其打擊海盜。可見，在中國周邊海域建立海洋安全合作機製是有其存在基礎的。
（三）充分發揮海軍的多功能優勢，為公共產品的提供夯實基礎
海軍的國際性、戰略性和綜合性等特有屬性決定了這樣一個軍種在提供海上公共產品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海軍的航跡遍及世界絕大部分海域，海軍的行動涵蓋海上偵察、海上調查、海上維權、海上軍事合作、海上反恐、反海盜、救援救災、處置海上突發事件等非戰爭運用的主要領域。具體而言，海軍可以發揮以下功能：從直接投入地區沖突，到參加維和行動、護僑撤僑、緝毒、搶險救災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海軍可以遂行多種戰爭與非戰爭任務。近年來，中國海軍在執行上述任務的大型水面艦艇研發方面進展迅速，001A型常規動力重型航空母艦、075型兩棲攻擊艦以及055型防空驅逐艦等型號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為海軍多功能優勢的發揮提供了物質基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海軍的“岱山島”號（920型）醫院船（“和平方舟”號）在提供海上醫療救護方面表現突出，被視為提供海上醫療保障類公共產品的典範。海軍應本著開放精神，適應海軍護航任務常態化、兵力行動遠洋化等新特點、新要求，重點圍繞國際維和、救災救援、海上反恐、反海盜等海洋公共安全領域，深化與友好國家海軍關系，加強與相關國家海軍的聯系，加大人員和軍艦互訪、軍事磋商的力度，尤其要充分利用遠海護航、聯合救援行動提供的國際平臺，不斷擴大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逐步提高我在國際海洋安全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此類公共產品的提供，不僅有利於中國駁斥“中國威脅論”、“中國海軍民族主義”等謬論，更有利於地區和平與穩定，從而增進相關國家的互信和友誼，符合中國推進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精神。
當前的人類社會正步入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大門，由於各種因素的交織影響，國際矛盾呈現出有增無減的態勢，國際社會存在失序的危險。而這種失序從長期來看，不僅阻礙生產力的進步，而且惡化了人類的政治生態，進而動搖人類文明的根基。如果能在人類第二生存空間海洋構建以“海洋命運共同體”精神為主旨的國際海洋新秩序，那麽對於緩解當前國際社會矛盾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從這一點來說，增加海上公共安全產品提供並進而促進國際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海洋命運共同體”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了相輔相成的密切關系。前者為後者提供了目標指南和實現途徑，後者為前者提供了紐帶和載體。在這種密切聯系在面對遏製中國的“印太戰略”時顯得意義重大。借此，中國希望與各國促進海上互聯互通，在各領域開展務實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深化中國與世界各國進行多領域、多方位的交流合作，使參與國及其民眾共享合作交流的成果。海洋問題涉足領域廣泛，安全、經濟、環保等不一而足，在海洋治理和海洋合作的過程中，既面臨體製問題，也應註重路徑問題。最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美好的願景與期許，更是一個長期、復雜和曲折的過程，需要一代又一代有誌之士薪火相傳才能實現的目標。中國應在對此有清醒認識的基礎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並同國際社會的廣大成員國、國際組織和機構一道，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方式，紮實推進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偉大進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