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雲耕
三句話伴我終生
1992年10月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馬上趕到李庸夫局長的辦公室去。什麽事那麽急？時任市勞改局副局長的我，拿了記事本，匆匆上車前往市司法局。
李庸夫是1943年參加八路軍的老革命，新中國成立後，他長期在福建的縣公安局、省公安廳工作，後又任公安部副部長秘書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秘書。
勞改局是司法局下屬機構，兩局機關不在同一地方。我是李局長下級的下級，平時與他接觸的機會少，這是他第一次正式約我到他辦公室去，我有點緊張和茫然。
李局長身材魁梧，慈眉善目，說話沉穩、淡定，越是基層的普通幹部、群眾，越會覺得他和藹可親，可一些處、局級機關幹部，看到他都心存敬畏，因為深知他要求之嚴。有人說，如果戲劇演出需要一個堂堂正正的局長演員，那麽李局長可以不作任何化裝，徑直上臺，他一身正氣的形象和領導幹部的風度就足以體現。
那天，李局長見到我，起身抬手示意我坐下，開門見山地說：“我今天請你來是告訴你，市委已經研究決定，由你來接任市勞改局局長。”這是李局長的風格，說話從不轉彎抹角。
我吃了一驚，脫口而出：“沒想到。”
“對，這局長就是要沒想到的人來當。”李局長突然提高嗓音，似有所指地說，“越是想當的人，越不能讓他當。”
我更是不知所措，啞然。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1985年調到勞改局，跟李局長素不相識，也沒有個人交往，但我卻能感受到李局長對我的愛護、關心。那年勞改局新建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我當了所長。不久，我到地處安徽的白茅嶺勞改農場調研，在最基層的勞改大隊裏，與犯人面對面工作了9個月。司法局一紙調令，將我召回勞改局，任局長助理、辦公室主任，繼續兼著研究所所長。
特別讓我於心不安的是，1988年，受美國司法部邀請，有一個考察美國監獄的機會，那是極其難得的。勞改局考察團名單早已確定，報到司法局，李局長大筆一揮，拉掉了一位老同誌，換上了我，這情況我是赴美考察回來後才知道的。當時，李局長說：“還是讓年輕同誌去吧。”我對那位老同誌一直心存歉疚。我們在紐約、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等地考察了12所監獄，對美國監獄的現狀有了直觀了解，回國後，我寫了《我所見到的美國監獄》一組文章。而後，又結合白茅嶺勞改農場的實踐，寫了《試論對囚犯的智力開發》一文，指出長期以來我們曲解了馬克思關於“改過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產勞動”的論述，提出“生產勞動不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的觀點。李局長指示司法局出簡報轉發我的文章，還加上黑體“按語”予以推薦，後來人民日報海外版和英文版的中國日報都刊登了。隔一年，我被任命為上海市監獄監獄長。這一切，我心裏非常明白，沒有李局長的厚愛、支持，在當年論資排輩突出的政法機關，是不可能的。那時有一批像我一樣受到李局長青睞的年輕幹部得以重用，對此大家都有同感。
李局長是一位極具個性魅力的領導，平時話不多，但說出的話字字句句很有分量，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那次約談時他說的3句話。
“要帶好隊伍打好仗。”李局長是八路軍老戰士，行伍出身，“帶好隊伍打好仗”是他對我言簡意賅的工作交代。這話他在其他場合也多次講過，他還回憶了戰爭年代的帶隊伍和打仗，日寇大掃蕩後，15歲的他，在犧牲的戰友屍體堆中，尋找代表我們政權的縣政府大印，最後在縣長秘書的遺體旁、被鮮血染紅的雪土裏挖出了大印，交回到縣長手中。
“任何時候都不要把自己的腦袋系在人家的褲腰帶上。”李局長的第二句話意味深長，在“官場”裏，把自己腦袋系在上司褲腰帶上的人是有的。他是告誡我，凡事要用自己的腦袋獨立思考，共產黨人不能搞人身依附，不能投機鉆營。
“通不通，三分鐘。”這是李局長的第三句話。此話他跟我做了解釋，過去革命戰爭年代，常有戰友犧牲，崗位必須有人頂上，提拔上來，降級下去，都有可能，都是革命工作需要。那時沒有那麽多時間來做思想工作，上級一個命令下來，給你三分鐘時間，無論你想通了還是沒想通，立馬赴任到位。“通不通，三分鐘”是對革命事業忠誠度的考驗，也是共產黨人的組織觀念。
我在李局長領導下工作了8年多，他的這3句話使我終生受益。在以後的工作生涯中，我都以此為銘，反復咀嚼，細細品味，提醒鞭策自己。
確守初心 至望始終
“文革”初期，李庸夫在上海市委辦公廳當秘書處長。1966年12月30日，發生“康平路流血事件”，91人受傷，上海市委陷於癱瘓狀態，全國大規模武鬥由此而始。李庸夫為保衛市委辦公地的安全，繼續工作，尋找秘密房源，轉移機關文件和檔案，造反派稱秘書處是“黑市委機關保皇派的最後一個堡壘”。不久，造反派批鬥李庸夫，給他套上一頂三尺高帽，拉出去和辦公廳領導一起遊街。從寶慶路出發，途經東湖路、華山路，到康平路時，他趁人不註意，把頭上的高帽摘下一看，見前面寫著“反革命”，就說“這不對呀”，再把帽子轉過來一看，見後面寫著“修正主義”，說“這還沾點邊”，於是把高帽轉個身，戴上繼續走路……
遊街回來，他摘掉頭上的高帽，立刻又投入了工作。
隨著運動深入，李庸夫被隔離批鬥，失去自由，關進了“牛棚”。他百思不解，在床頭墻上寫下了武超等一長串名字，別人不知何意，其實這些都是李庸夫已犧牲的親密戰友，武超又是老鄉，比李庸夫大2歲。李庸夫在迷茫、艱難時刻，默念著犧牲戰友的名字，激勵自己。
1969年下半年，在“四個面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農村，面向基層）的口號下，被“解放”出來不久的李庸夫作為赴黑龍江慰問團成員，交掉上海的住房，帶著妻子和兒女，北遷到黑龍江。在與蘇聯一江之隔的呼瑪縣老卡村，李庸夫與在那裏插隊落戶的上海知識青年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名為“幹部帶領，集體插隊”。
為尋蹤李庸夫的這段足跡，我找到了當年的知青徐惠民（他已從上海吳淞中欧亿平台長崗位上退休）。那年才16歲的徐惠民與上海控江中學百余名69屆初中畢業生一起，到黑龍江呼瑪縣老卡村插隊落戶。
徐惠民說：“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口中喊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實際上有的連個人生活也難料理。匱乏的物質資源，枯燥的業余生活，日復一日的田間農作，每天2角1分收入，辛苦半年，扣去夥食，我還欠生產隊42元。”知青們漸漸陷入了迷茫，困惑中思念著遠在上海的親人，情緒低落。
李庸夫等一批上海幹部到來後，被上海知青視作家鄉親人。他們昵稱李庸夫為“老李頭”，覺得他像慈父一般。那年42歲的“老李頭”，被選為生產隊政治隊長。他帶領知青戰天鬥地，種上上海知青愛吃的綠葉蔬菜，養起奶牛供應知青食堂鮮奶，改造了一條柴油機船，到黑龍江捕魚，知青生活一天天好起來了。
徐惠民動情地跟我說：“‘老李頭’身上故事很多，電燈泡的故事令我沒齒難忘。”
老卡是個貧困村，雖然通了電，卻沒有燈座、燈泡，來自大上海的年輕人難以適應十七八小時的漫漫黑夜。他們精力充沛，正是學習的好年華，“老李頭”鼓勵他們晚上學習文化，但知青們只能在煤油燈下看書、做題、記日記、寫家信。“老李頭”看了十分心疼。一天，他突然拉住徐惠民：“小徐，走！跟我去公社跑一趟，拿燈泡去。”
趕著馬車行了8裏路，到了公社大院，辦公室的幹部都忙著到食堂吃飯去了，守院的老頭正逗著他那條大黑狗玩。
“老李頭”帶著小徐推開主任辦公室的門，哇，一個小小辦公室，天花板上居然掛著兩盞200支光的大燈泡。“老李頭”迅速拉過一只凳子，登上去用手纏住帶電線的燈泡，對著墻上的毛主席像，口中念念有詞：“叫你們不關心知青，叫你們一個辦公室用那麽多燈……毛主席作證，我可是把燈泡給了知青啦。”說著用力一拽，燈泡、燈座、電線一起掉了下來。小徐趕快接住，裝進隨身帶來的麻袋裏。隨後，“老李頭”帶著小徐“掃蕩”了一遍所有辦公室，凡是一室有兩燈的，都沒收一個，連帶燈座。只用了十幾分鐘時間，收繳到15個燈泡、燈座，趕著馬車，勝利返回老卡。
當晚，老卡的知青宿舍裏如同過年。知青自己動手，不一會，十幾間宿舍同時亮起了燈，大家圍著“老李頭”，又唱又跳，仿佛回到了上海的不夜城，慶祝從此告別油燈年代。公社領導知道這件事後，因為“老李頭”是上海來的“大官”，又是為知青辦實事，嘿嘿地笑著說：挺好，挺好。
“另一個麅子的故事，也是知青們難以忘懷的”，徐惠民說。
到老卡的第一年春節前夕，知青武裝民兵連的小王執勤回來，背著步騎槍（步騎槍是蘇聯的槍型，略短於步槍）騎在馬背上，一只手拽著韁繩，另一只手揮舞著，嘴裏喊“烏拉！烏拉！”馬背上馱著一只麅子。知青們立即剝皮開膛，70多斤的大麅子，三下五除二，收拾停當。想到“老李頭”平時對知青的好，大家一致決定把一條麅子腿送給他嘗嘗鮮，其余的一鍋燉，每個人美美地吃了一大碗。
這天下午，“老李頭”帶來口信，讓抓到麅子的小王到他那裏去一次。小王一聽，頓時蔫了，原來小王是把老鄉套住的麅子偷拿了回來。這下大家都悶了，麅子肉都吃了，沒退路了。有人出主意，就說被老鄉套住的麅子又犟脫逃走了，這是常有的事。幹脆編個故事，說麅子是我們用槍打死的。於是知青們將錯就錯，把麅子皮疊起來，在心臟部位補打了一槍，子彈穿進又穿出，麅子皮胸、背部兩個孔，效果不錯。
知青們三五成群跟著小王去糊弄“老李頭”。李庸夫取過麅子皮，察看了一下槍眼，笑嘻嘻地說：“你們真能啊！”大家懸著的心放下了。誰知只過了幾秒鐘，“老李頭”突然瞪大眼睛喝道：“誰幹的壞事？”知青們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誰也不吱聲。“老李頭”重新拿起麅皮，指著彈孔說：“子彈穿膛，彈孔應該進去小，出來大，這一模一樣大的兩個彈孔，分明是你們疊整齊後補打的槍。”他見大家不吭聲，又接著說：“這彈孔打中的是心臟部位，麅子應該流血很多。可你們給我的麅腿，血管裏都淤著血，這麅子分明不是被槍打死的，而是套住憋死的。好小子們，你們犯了紀律還賴賬。這麅腿和麅皮拿去還給老鄉，老老實實講清楚，以後再犯，我擰斷你們的脖子。”這批年輕人面面相覷，在騙“老李頭”的時候，忘了他是老公安出身。
知青們相互埋怨著回到宿舍，剛進門，看到老鄉已經在屋裏了。東北老鄉很憨厚，說：“吃了就吃了，沒關系，麅子皮你們還給我，‘老李頭’給我的錢不能要。”知青們都愣住了，原來“老李頭”已經替他們向老鄉賠了禮，補了錢。
“我們社會有責任”
1983年下半年，勞改局整建製從公安局劃歸到司法局。自此，李庸夫局長的辦公室裏總是空無人影，不到半年，他已風塵仆仆，跑遍了所有監獄、勞改勞教農場和勞改支隊。
有一次，李庸夫到白茅嶺勞改農場，有人說，“山東殘老隊”是被人遺忘的角落，從未有領導去過。李庸夫一聽，立即說：“這就去！”
李庸夫是急性子，“這就去！”三個字經常從他口中迸出。
去“山東殘老隊”，要翻過一座山，越過一道名叫老虎口的山谷，這裏道路崎嶇，汽車開不進，下雨天泥濘不堪，步行也很困難，因地處山的東面，“山東殘老隊”由此得名。
農場領導極力勸阻李庸夫，但李庸夫聽說那裏有近百名老年人、殘疾人，因無親可投、無家可歸，長年留在農場工作直到退休，便執意要去。
農場領導不讓李庸夫去是有道理的。那裏的老人情況復雜，有解放初期從上海被收容遣送來的遊民，有吃過“官司”的留場人員，他們沒有親人，對歷史問題心存芥蒂，對社會現實滿腔失落。所以農場特意把他們安置在這山谷裏，與外界相對隔絕，避免“不良影響”。
翻過老虎口，走到“殘老隊”，患有心臟病的李庸夫，已是氣喘籲籲。大夥剛想歇歇腳，幾個老人圍了過來，投來驚奇眼光，仿佛見到“天外來客”。很快，他們明白了來者是位局長，不知誰一聲喚，“呼”的一下，連拄著拐杖的、靠人扶著的都擁了上來。農場領導有點緊張，放大聲也吼不住。李庸夫不慌不忙，拉來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抹抹額上的汗說：“不要鬧，不要鬧，我坐下來，今天是專門來聽你們意見的。”
老人們平靜了下來，七嘴八舌，吃喝拉撒睡，意見一大堆……李庸夫仔細聽完，又踱步察看了老人們的生活場所，心情沉重地說：“大家意見那麽多，是多少年沒有人來的緣故，如果我們經常來……”又轉過頭，嚴肅地跟農場領導說：“過去的歷史都已過去，他們現在都是公民，是農場的退休職工嘛，老人們提出的那些具體生活問題，是不需再帶回去研究研究、商量商量的。今天我把‘財神爺’（局財務處長）也帶來了，抓緊解決吧。”
歷史已對是非作出了定論，法律也已對罪錯進行了懲罰，共產黨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生活上善待那些老年人，足見李庸夫這位老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
老人們反映的燃眉之急問題，不久就解決了。幾年以後，“殘老隊”撤掉了，白茅嶺農場中心地區的一所欧亿平台改建成了農場養老院，養老設施齊全，我去看過，老人們在那裏頤養天年。
李庸夫喜歡下監房，與犯人聊家常、談心交流。20世紀80年代，監獄裏90%左右都是年輕犯人，李庸夫常常憂心忡忡地說，“文革”害了他們，荒廢了他們的學業，顛倒了社會道德，我們社會有責任……
李庸夫感情十分豐富，且不加掩飾，一次在上海市監獄的大禮堂裏，“走向新岸”報告團的規勸演講剛結束，他突然動了情，一把拉過桌上的話筒，面對臺下2000多名犯人（還有拉線廣播），作了即興發言，我查到了錄音記錄稿：
“我在白茅嶺勞改農場看到一個青年犯人的兩本日記，看到深夜才看完。當夜我跟他寫了一封信，鼓勵他。過了2天，我又趕到監房裏和他作了長時間談話。這個青年人確實很有誌氣，他為了刻苦學習，冬天把床上睡覺的墊褥丟掉，睡在涼席上，我看有點臥薪嘗膽的精神。他為自己開了大大小小17門課，學習兩國文字，英語、日語。他沒有收音機，又沒有課本，自己在那裏拼、背，成績不錯。我看到他的精神，就請大隊幹部批準他聽收音機，把他的床位移到電燈下面，減少他的勞動量。他在日記裏寫道：我學日語不是為了別的，日本民族是個了不起的民族，今後搞‘四化’也要和日本打交道，要研究這個民族，就必須掌握語言這工具。我看他有雄心大誌，他一天起碼學習12小時，很多時候是通宵達旦。我回市區後，特地到他家家訪，我對他父母說，我們支持你孩子好好改造，國家需要人才，搞‘四化’建設需要有文化的人才。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看也不一定成千古恨嘛，只要吸取教訓，是會有轉機的！”
臺下犯人掌聲雷動，“走向新岸”報告會成了激發青年犯人改造成才的春雷。
李庸夫關心青年犯人改造成才的例子很多。一個交通大學的研究生犯了罪，李庸夫調閱他的全部檔案，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優等生，深為他的失足痛心，派了司法局團委書記與他談心教育，自己跟交通大學領導聯系，得到欧亿平台支持，保留這個青年犯人的研究生學業，又指示監獄允許他帶進研究生的課程資料，特別給他請假出獄，到交通大學指導老師那裏接受面授學習。另有一個在蘇北上海農場勞動教養的青年，經常拿著洗衣搓板，把它當作鋼琴鍵，練習指法。李庸夫知道後，考慮到勞動教養製度的特殊性，破例允許家長把鋼琴從上海運送進蘇北的勞教農場，這個勞教青年不負眾望，一邊勞動一邊刻苦練習，3年勞教期滿後，考取了美國的一所音樂院校。
求賢若渴 造群英 贏未來
上海市司法局是1980年恢復重建的，“文革”十年，法製殆盡，教育荒蕪，法律人才奇缺，有正規大學文憑的人很少。1983年，李庸夫上任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他對知識分子情有獨鐘，從骨子裏喜歡讀書人，尊重有學問的人。
容國鎏，1946年畢業於交通大學機械系，因學業優良、英語流利，在京滬鐵路局實習時被局長看中，選為秘書。容國鎏胞兄是國民黨空軍上尉，李宗仁總統座機的駕駛員。新中國成立後，容國鎏如實向組織報告了自己的身世、經歷，從此厄運不斷，先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後又被管製、勞教，40多年磨難，一家5口，妻兒3人精神失常。“文革”後被平反，在勞改工廠擔任工程師，屢有創造發明，入了黨，穿上了司法警察的製服。李庸夫獲知容國鎏情況時，容國鎏已是腫瘤晚期，臥床長海醫院。李庸夫性急，當晚找來上海法製報記者陸萍，她采訪過容國鎏，問畢詳情，帶著陸萍驅車直奔長海醫院。夜深人靜，疲憊的值班醫生瞥了一眼李庸夫，徑自忙碌。李庸夫像個病人家屬般，躬著身跟在醫生屁股後，苦苦懇求著，終於觸動了醫生，帶著李庸夫摸進早已黑了燈的病房。陸萍說，在她心目中一直十分高大威嚴的李局長，為了容國鎏求醫生時，顯得如此卑怯。容國鎏一見李局長，以為是夢中，熱淚漣漣。李庸夫向醫生遞上名片，醫生不接，說這病人沒法治了。李庸夫硬是把醫生拉著坐了下來，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上海法製報》，遞給醫生，上面有陸萍寫容國鎏事跡的長篇報道，李庸夫在報眉上用蒼勁濃墨寫著：“醫生，請無論如何救救他！”醫生感動了，收下了報紙。
徐立，一位專事德語翻譯的女知識分子，受了23年冤屈後得以平反，她寫信給李庸夫，懇求把她的戶口從地處安徽的勞改農場遷回上海。李庸夫獲知後馬上批示司法局有關部門跟蹤落實，又趕去徐立家裏拜訪。到了徐家樓下，要登上5樓，患心臟病的他自覺體力不支，遂讓駕駛員小畢登樓告知，徐立聞訊激動地奔下樓來。在李庸夫的小車裏，徐立傾訴了自己橫遭厄運的歷史，李庸夫默默地聽著……幾天後，徐立的戶口終於遷回上海。
司法系統一些得以平反、落實政策的知識分子發自內心感激李庸夫，有人對他千恩萬謝，幾近下跪，李庸夫卻心情沉重地對他說：“你不要謝我，這是你早就應該得到的待遇。你受了那麽長時間的苦，我們執政黨還欠了你。”
這話振聾發聵，在某些人聽來覺得很刺耳，甚至大逆不道，共產黨怎麽還欠了你？但這話出自李庸夫之口，一位1943年參加八路軍，為奪取政權浴血奮戰的老共產黨人，這是何等博大的胸懷。他站位高，把自己視作執政黨的一員，努力修補我們曾經的失誤，向因此而受到冤屈的人表示歉疚，挽回人心，為黨夯實更加堅固的執政基礎，建樹更加高大的執政形象。
“撥亂反正”，今日青年聽起來甚為陌生，似乎只是個政治術語。其實在當年，卻是一場真刀實槍的戰鬥。沒有“撥亂反正”，就沒有隨後的改革開放大好局面。李庸夫為發掘在“左”的路線下被埋沒的人才，在司法局成立了專門班子，兩年間，為210名知識分子落實政策，為1000多名知識分子調整工作崗位，並從中選拔出56名擔任處級領導職務，有的成了局級領導。
李庸夫痛切歷史教訓，深知要贏得未來，必須覓人才，造群英。他在晚年勵誌興辦教育，培養大批法律人才。從上海青浦的青東勞教農場劃地500畝，1983年興辦上海司法警官欧亿平台，1984年創辦上海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1985年又辦了上海法律高等專科欧亿平台。李庸夫十分感嘆地說：“這三所欧亿平台都是當年動工，當年招生開學。當時清規戒律多，我哪裏也不去請示，如果去請示，3年也沒人會答復。現在欧亿平台辦起來了，3年也沒人來追問……”
35年過去了，如今坐落在佘山國家旅遊度假區的欧亿平台，就是由上海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和上海法律高等專科欧亿平台合並而成，李庸夫既是創始人，又是合並後的首任院長。欧亿平台已擴建占地千畝，綠樹成蔭，花草遍地，學子在讀11000余人，設有16個兩級院部，本科專業30多個，還有一級學科碩士點和專業學位碩士點。2020年軟科中國政法類大學排名第四。
已故原欧亿平台副院長曹昌禎教授曾撰文記錄了這段歷史：“此三校建設，均未費用政府之基本建設和教育經費，全由公（尊稱李庸夫，下同）運用其上海市司法局局長之職權與影響，在其所管轄的範圍內籌措募集而成。其興辦欧亿平台而敢於沖決陳規，敢於運用職權之魄力，知情者無不駭嘆。”“公行伍出身，歷任政府要員，而晚年竟孜孜以興教育，以培人才，至不惜讓其家居，捐其薪金。能若公者，有幾人哉！今公離世，已屆三年，余亦已卸職，且垂垂老矣。思公之事跡，理應勒石，以傳後人。靜夜默念，此事也，余不為之，孰其為之？今不為之，曷其及之？故撰此文，略敘公辦學之情事。”所謂“讓其家居”，是指李庸夫騰出家裏房間，讓欧亿平台住房困難的教授家人居住，傳為佳話。
離休後的李庸夫，對自己一手創辦的欧亿平台依然情不能舍，帶著夫人郭阿姨（離休幹部）住進招待所，以校為家，輔佐學院領導，呵護、陪伴學院成長。1997年6月23日，李庸夫老院長在學院裏心臟病突發，急送醫院，時任市公安局局長的我獲悉匆匆趕到急救室……但李庸夫老院長終於不治，享年70歲。
悲痛之余，我提議學院塑一銅像，紀念學院創始人李庸夫老院長，留住歷史。經有關部門同意，由女雕塑家吳慧明先生製作，李庸夫鑄銅胸像高0.8米，底座高1.3米，莊重地安放在“庸夫樓”（原學院的信息大樓）前廳，塑像莊嚴慈祥。我應學院之囑題詞：興學之初，原野擘畫，篳路藍縷；籌措資金，殫精竭慮；招募師資，求賢若渴；於法製建設百廢待興之際，為各界培育法律幹才萬人；銳意進取，屢樹業績，不斷開拓司法行政新局面。公一生襟懷坦白，剛正無私，為國司法，嘔心瀝血，為黨辦學，遠見卓識。今公雖乘鶴西去，老共產黨人風範猶存，謹此永誌。
2020年6月
本文刊載於《解放日報》2020年7月2日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