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經取得本土傳播基本阻斷的階段性成果，全國各地的基層社會治理在這場大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較好成績。下一步，我國將持續面對境外疫情輸入與國內疫情反彈的壓力，如何化危為機，必須站高望遠，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變壓力為動，從面臨的危機、眼前的困難中捕捉和創造機遇，進一步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能力，促進城市治理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登上新臺階。
一、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流行引起社會心理的深刻變化
由於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範圍內的大流行，經濟運行受到巨大沖擊，每個人都感受到生命健康遭受到巨大威脅。疫情有可能常駐人間且在南半球與北半球之間交替爆發，我國處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包圍之中，疫情防控已經並持續常態化。我國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果斷決策深得人心，人民群眾贊同疫情防控的國際合作，但對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經濟的萎縮深感憂慮。特別是，全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還很不充分，不確定的因素集聚，經濟下行乃至發生全球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存在，普遍擔心我國中小企業的生存和對外貿易的前景。“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難度持續增大，待就業群體與部分低收入人群生活出現困難，公眾的心理產生了廣泛深刻的變化。
（一）多數人消費趨於謹慎，拉動消費難點較多
復工復產復業正在全國有序推進，整體經濟形勢已經向好的方向發展，但由於產業鏈中“斷點”“堵點”的現象，並不是單方面努力可以解決的。中小微企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嚴密疫情防控與恢復經濟正常運行的矛盾突出，勞資雙方都有資金困難，有的企業已經遇到了“復工後沒有訂單更加難”的困境。就業年齡段人口中的相當一部分收入減少，退休人員更加感覺到“保命錢”的重要性，多數人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增多，消費行為趨於謹慎。盡管有不少地方發放了消費券，但拉動消費的難點較多，世界經濟萎縮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還會持續增大。
（二）個別人沖動行為抬頭，維護社會治安難度加大
市場上的部分成員可能出現報復性消費的行為，但實踐沖動型消費的比例不大。具有經營、還貸、維持家庭生活等多項壓力的年輕人內心焦躁，等前段時間產生的矛盾與人們心中的積怨可能集中爆發，出現危害社會治安案件高發的現象。在市場經營困難的狀態下，不誠信的行為可能增多，也為失信者渾水摸魚提供了隱蔽的空間。在全國各地人財物流動的限製逐步放開的背景下，預測詐騙類犯罪會隨著網絡直播、主播帶貨等新的銷售形態出現發案高潮。個人維權與群體性維權（包括保護個人隱私）的事件高發，維護社會治安的難度持續增大。
（三）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呈現多樣化，對社會治理的要求更高
人們對疫情防控期間生活樣態和人際交往模式的改變，是以“特殊時期”“特殊情況”接受的，對聚會、聚餐依然保持渴望（如近來“酒駕”增多）。特別是，公眾對疫情防控期間已經形成的好做法（如減少開會、開視頻會議、居家辦公、保持社交距離、一米線排隊、使用公筷公勺、人員聚集場所預約分時段到達、等等）轉變為生活常態的心理準備不足。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以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會更加多層次、多樣化，突出地表現在對身體健康關註度的提高，對黨和政府必須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呼籲更加強烈。公眾對社會治理的要求更高，對公眾數據開放、政府信息公開的要求更細，信訪接待和要求法院立案的數量均可能增加。
（四）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的增加與焦躁情緒同在
疫情防控的階段性成果，已經使得公眾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但對持續化、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心理準備不足，甚至發出“防控還要多久”的疑問。隨著疫情防控時間延長，人們的僥幸、麻痹、松懈情緒漸增，不服從管理的行為將會增多。隨著世界經濟萎縮，國內企業的裁員與破產，失業人口數量增加，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必然有人擔心“明天的日子怎麽過”。不確定、不可抗、不穩定的因素疊加，焦躁情緒的產生和蔓延已經出現。
（五）非接觸服務創新空間廣闊與能力不足的危機感並存
疫情防控期間已經使人感受到非接觸為特點的工作方式的挑戰，但多數人只是被動地接受非接觸工作法，對改變自身知識缺陷與能力的動力不足。疫情防控期間所創新的網上交流、掃碼服務等方式得到公眾的認可，也為進一步創新非接觸工作、非接觸服務開辟了廣闊空間。網絡服務客觀上需要更多的年輕人能夠挑起大梁，有所作為、有所創新，也對培養年輕、親民、接地氣、負責任的社區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基層工作人員感到工作越來越難做，使命感與疲憊感並存。來自上級的考核壓力與來自群眾的評價壓力疊加，唯恐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出現，身心俱累，知識缺陷與能力不足突顯。希望減輕生活壓力“邊工作邊充電”，在政策支持、科技支撐、進修培訓等方面得到實實在在的幫助。
二、公眾對政府期待、社會治理需求的走勢分析
新冠病毒的流行，給人類帶來了一場全球的危機，使得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了生命安全的威脅，同時也急切期待黨和政府能夠化危為機，領導國家盡早重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軌。疫情防控的實踐展現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提升了黨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也提出了法治更加健全、民主更加務實、政府信息更加透明、數據更加共享的呼喚。全國疫情阻擊戰在社區防控與救治患者兩個陣地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公眾對黨和政府的評價比較高，同時也感到緊急狀態下的許多措施和智能技術應用進入了日常生活，在內心深處也有選擇身體健康還是選擇隱私保護的糾結。由於疫情的兇險和擴散的威脅巨大，疫情防控期間實施的緊急措施，迅速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不是很成熟的智能化技術也迅速投入了實際應用，甚至有人認為，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間充當了智能化技術應用的“小白鼠”。疫情終將過去，人們總是要回歸到正常的生活狀態中，也希望在疫情防控期緊張化的情緒得以緩解，獲益得到固定，受損得到彌補。首先，應當看到多數市民對國內疫情防控工作的滿意度較高，具有比較強烈的感恩心理；第二，應當清醒認識疫情防控暴露了各地在公共衛生建設、突發事件應對、社會治理方面存在的諸多“短板”，認真傾聽和坦誠接受批評，並在未來的工作中加以改進；第三，隨著疫情在世界各國多點、移動、持續爆發，公眾對未來疫情防控措施設計的科學性和落實到位率的擔心也在增多；第四，應當充分估計到一部分人既感到生活在中國獲得了健康保障，又覺得失去了包括隱私保護在內的個人利益，可能在疫情緩和階段提出較多的意見。所以，公眾心理在疫情防控轉入持續化、常態化過程中的基本走勢是：對黨和政府的期待與呼籲更多、要求更嚴；對社會治理精細化、智能化的需求更高、更細；希望能夠得到比相鄰地域人民更多的實惠，至少不出現收入的下降。
三、因變而動，科學調整基層社會治理發力點的建議
隨著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和國內疫情防控的持續向好，全國疫情阻擊將會走向以口岸把關為主的陣地戰和以社區防控為主的常態化。未來在一段時間內，境外疫情輸入的風險和社區疫情防控的壓力還會持續增大，社會治理將不斷面臨新課題的挑戰。必須清醒看到國內外疫情防控與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和嚴峻性，因變而動，以動謀勝，科學應變。
（一）在鞏固平安建設成果的同時推進全民安康建設
2020年4月7日，上海出臺了《關於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製、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若幹意見》（簡稱公共衛生20條），明確提出，要建設五大體系，包括公共衛生的應急指揮體系、監測預警體系、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疾病預防控製體系、應急醫療救治體系。顯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與社會治理密不可分。盡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阻擊戰尚未結束，但已經深刻暴露了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的短板。依照習慣的思維，健康是個人的事，但實際上衛生健康事業既是關乎社會每一個成員的民生問題，又必須是政府謀全局、負總責，承擔第一責任人，將衛生健康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統籌規劃。盡管上海已在2018年發布了《“健康上海2030”規劃綱要》，但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實踐已經證明，全民衛生健康關系到國家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正常運行基礎條件，是涉及國家生物安全和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有必要跳出單純民生的思維慣性，重新思考全民衛生健康治理的定位。社會治安穩定是大局、是基礎，但平安建設與健康治理的關系極為緊密，失去了健康也就沒有安全可言。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從國家安全、人民福祉的大局看，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必須落實到社會治理的各方面、各環節。社會的良性運行需要建立在“安而康”的基礎上，健康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上海平安建設已經取得決定性成果的基礎上，可以把平安建設與健康治理結合在一起推進，名稱上也可以改用“安康建設”的提法。需要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從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政策供給、財政支持、全民動員、社會參與、科技支撐、法治保障等各個方面，齊抓共管“安康建設”。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安康建設”包括硬件建設與軟件建設兩大部分，在軟件建設中除了臨床診療外，公共衛生服務、科學生活方式養成、愛國衛生運動、社會心理服務等工作都可以糅合在社會治理中進行。疫情防控中暴露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等方面的短板也不可能僅靠醫療衛生系統解決。上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許多經驗都可以吸收到全民、全生命周期健康治理的工作之中，率先在實踐中形成“平安+健康”的社會治理新局面。
（二）為穩定就業提供更加細致實在的幫助
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已經為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為主要內容的“六穩”是下一階段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疫情襲擊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就業困難，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度加大。穩定社會秩序的核心是抓好就業工作，“穩就業”居於“六穩”工作之首。上海市經濟信息化委員會主任吳金城用“無中生有”“有中啟轉”“轉中做大”這三個詞來描摹疫情期間的在線新經濟圖景，將其歸為三類：第一類是因疫情倒逼而新催生出來的新業態新模式，體現“新”，包括遠程辦公、“無接觸”配送等；第二類是將線下成熟的業態模式轉移到線上線下相互融合，體現“轉”，包括在線展覽展示、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等；第三類是已有模式在疫情期間得到發展壯大，體現“大”，包括無人工廠、工業互聯網、在線文娛、生鮮電商零售等。社會治理應當契合經濟發展的大勢，助推解決社會生活難題的解決。一是社會治理必須更加關註就業，當好企業與待就業人群兩個方面的共同朋友，起到橋梁紐帶作用；二是加強困難人員兜底保障，構築“保基本”的社會安全網，幫助解決群眾就業、醫療、社保等方面出現的困難：三是關註學生長時間未復學以及復學初期出現的心理適應難題，加強心理疏導和心理幹預；四是強化對困難人群多方位幫扶和心理支持，註意防範極端行為的出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三）實現疫情防控與優化營商環境的雙贏
現在全球疫情峰值尚未到來，預計疫情蔓延的態勢還將持續較長時間，可能導致世界性的嚴重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進一步加大。上海已經製定優化營商環境3.0版，總體思路“三個不變”是正確和必要的，即系統深化推進“放管服”改革的要求不變，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的改革方法不變，將增強企業獲得感作為首要評價標準不變。與此同時，建議強化對失信行為的懲戒力度，防止失信人在多次列入“黑名單”之後仍然逍遙法外，為誠信者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
應當克服社會治理工作與社會經濟運行相對疏離的陳舊模式，識大局、明大勢、挑重擔，以更開闊視野和思路用社會治理促經濟發展，加快建立疫情防控、保障經濟運行秩序“兩手抓”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格局。在疫情防控中創造的“無接觸工作”已經取得良好效果，下一步要因勢利導，紮實推進“無接觸服務”“無接觸消費”等新形式，鼓勵線上線下融合等新消費模式的發展，完善“互聯網+”消費生態體系。
（四）建立平時共建共治共享向戰時聯動聯防聯控轉換機製
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社會治理發揮了積極作用，防控措施的落實中也很好地應用和擴展了社會治理的經驗，但也存在薄弱環節。比如，俗稱的“三駕馬車”未形成合力，居委會幹部與社區工作者的壓力過大，物業公司得過且過，業主委員會難覓蹤影。社區在職黨員參與社區誌願服務的數量還不夠多，有的黨建服務中心“關門”，區域性的黨建聯建也有“暫停”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一流治理”的重點就在於城市治理的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各方面的力量能夠結成一體協同運轉。居委會、物業公司、業主委員會三者關系的理順還需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社區的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之後，批評的聲音和不同意見的議論可能增多，需要進一步廣開言路、認真傾聽、坦誠交流，探索基層民主協商的議事規則。
社會治理的力量來自方方面面，不能由不同的部門建立本系統的平臺或者活動中心，像“農家土竈”那樣各自運行。我建議，在平安建設轉型為安康建設的同時，要進一步摸清轄區在職黨員、離退休黨員的底數，明確黨建引領在社會治理的責任，賦予黨建服務中心統一動員和組織轄區黨員參與社會治理的職責。黨員參與社會治理的具體形式應當各盡所能、量力而行，既可以是參與誌願者活動，也可以是出謀劃策。但是，黨建資源一定要在社會治理中亮身份、起作用、做表率。下一步，要完善以突發事件應對為背景的社會治理體系為抓手，把黨建服務、綜治網格、社會治理、衛生服務整合為合力協同運行的統一平臺，建立平時共建共治共享向戰時聯動聯防聯控的轉換機製，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社會治理的力量體系中，建立平時共建共治共享向戰時聯動聯防聯控的轉換機製有兩大作用：一是平時起到服務、指引、指導作用，做到防患於未然，對可能發生但尚未發生的各類突發事件進行預防和準備；二是在各類突發事件出現苗頭進行有效的預警，一旦突發事件出現，立即組織力量有效應對。
（五）實現科技支撐社會治理向更加“好用”的提升
科技界在疫情防控期間為社區工作提供了各種類型的支撐，有的雖然還不夠成熟，但探索的步子已經邁出，前景是可喜的。建議下一步，認真總結科技支撐社會治理的經驗教訓，加強科技支撐的針對性、實用性，為有可能出現的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技術準備。例如，基層治理經常遇到“填報表”太多的困擾，不少工作人員成了“表哥”“表姐”。為此，一方面要盡可能壓縮“報表量”，另一方面也要運用網絡技術自動生成報表數據。在疫情防控中，上海臨汾路街道聯合同濟大學開發了智慧“臨小二”的服務系統，能夠把一些原先需要手寫的事項百分之百變成全程非接觸的網絡自行生成，大大減輕了第一線人員的工作強度，保證了數據的準確性。類似的經驗應當推廣。社會治理的任務繁雜具體，目前的技術發展已經能夠實現對人皮膚以上的形態識別（如人臉識別）和皮膚以下的數據檢測（如紅外測溫），但數據的自動生成、分類歸集和大數據分析還有許多薄弱環節。科技支撐要以需求為導向，針對社會治理實際工作的難點，在社會治理中發揮實際作用。
（六） “隨申碼”改造升級為個人動態數據集成碼
疫情防控期間不少城市都實行了“健康碼”管理。上海的 “健康碼”稱為“隨申碼”於2020年2月17日上線，相當於一張疫情期間的個人通行電子憑證，運用至今效果是比較好的。“隨申碼”匯聚了衛健、公安、交通等各部門，以及電信運營商、航空、鐵路等企業的數據，已經有了較好的應用基礎，也得到了公眾認可。現在的問題是，表面上每一個人都遇到了“卡和碼越來越多”的麻煩，實際上冠之以“某某雲”的數據平臺依然是“信息孤島”。如果“隨申碼”用了一段時間就廢棄，損失就太大了。我建議，將“隨申碼”改造升級後，通用於包括醫療、衛生、健康、公共交通、小額支付等在內的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使得“隨申碼”在社會生活中隨身攜帶、便捷可用。目前，居民身份證承載的主要是與身份有關的靜態數據，“隨申碼”主要具有動態數據的歸集與查閱功能。居民身份證的功能是國家決定的，可以探索將“隨申碼”升級，成為市民離不開的“隨身碼”。“隨申碼”升級的基本思路有二，一是“隨申碼”綁定“一網通辦”，實現憑“隨申碼”就能直通政府各部門；二是賦予“隨申碼”乘坐公交、預約就診、咨詢投訴、小額支付、辦事服務等更加強大的功能。三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變一城一地的“健康碼”為一定區域（如長三角、珠三角等）通用，進而發展為全國通用，更好地實現“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升級後的“隨申碼”可以既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也能整合更多方面的數據進入社會治理的大平臺。例如，以預約為例，現在“隨申碼”僅有預約行政服務中心的功能，如果把預約擴展到醫院門診、預防接種、遺體捐贈、誌願服務、公益活動、文博參觀、遊園掃墓等各個方面，對方便群眾生活、提高辦事效率、自動歸集數據和大數據分析都會大有益處。（作者系欧亿平台教授、上海市社會建設研究會副會長）
註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