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福田流水線望出的夕陽，不及惠州沙田窗外的荔枝紅。”在學員青陌交來的在線寫作課作業中讀到這樣的句子，高翔用“驚訝”形容自己的感受。
2019年5月，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博士、即將入職欧亿平台成為“青椒”（青年教師）的高翔決定開辦在線寫作課，作為對自己專業的一種實踐和觀察。疫情期間，他的第四期在線寫作課正在進行。
不同於一些標榜“學會10萬+爆款文”的寫作課，高翔把課程取名為“在線文筆蛻變課”。“教文筆的課挺少，大多還是教職業寫作。文筆的本質是語言的駕馭能力，而語言的輸出需要前端的輸入。”
疫情期間，在線教育被視作迎來風口。高翔感到，網課的技術化確實得到了推廣和提升，但教育的“生命”仍然是內容。“在線教育的IP化、社群化，或許是未來的方向。”他想將自己的課程向公益化推廣，“網課無拘於時空，如果不能利用這一點優勢，可能就失卻了技術革新的根本意義。”
拍形象照的西裝、手表，都是租的
“來聽我的課吧，就能像我一樣成功”
“開課前的第一件事是去照相館拍了一張形象照。西裝、手表……都是租的。”高翔笑道。這是他觀察到的網課“套路”之一。授課者的形象照有著這樣的暗示，“來聽我的課吧，就能像我一樣成功”。
開課前，高翔按照“套路”拍攝了形象照
與疫情期間轉向線上的在線教育不同，包括寫作課在內的網課“原住民”，沒有線下延伸，本質上屬於知識付費範疇。2016年開始，一系列標誌性事件讓知識付費漸成時尚。2016年5月，付費語音問答平臺“分答”上線。隨後，“得到APP”打出“省時間的高效知識服務”旗號。小鵝通、千聊、荔枝微課、網易雲課堂等平臺興起。隨之而來的另一種聲音是——付費了，就真的能得到知識嗎？
“寫作課開始流行，是因為它的門檻比較低。要是編程課，對教學雙方來說，都有局限性。”高翔坦言，關註寫作課最初的好奇是，這樣真能賺到錢嗎？“你能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很多開寫作課的人，本身並不靠寫作掙稿費。”
“網課重新定義的能力特別強，你能想到的需求，只要去平臺搜，基本上都有課。”就拿寫作課來說，後綴是寫作，主題十分多樣，“朋友圈寫作——為什麽你當微商不如其他人成功？是你不會在朋友圈寫故事；劇本寫作——抖音時代，怎麽寫帶劇情的短視頻？親子溝通，怎麽陪孩子寫做作業？怎麽成為在飯局上所向無敵的銷售？寫作其實就是用書面的方式表達和溝通，比如文案是說服力的寫作，寫情書是吸引力的寫作……”
“三舅姥爺”們帶著豐富的故事資源
創意寫作是向下的寫作教育
“2019年5月到11月，我的在線文筆蛻變課開了三期。五湖四海、天南地北，有退休老幹部、海外留學生，賣面膜的、賣車的、送快遞的，還有電子廠、服裝廠工人，雜誌編輯……其中有位塑料廠工人告訴我，寫作是他最快樂也最能獲得力量的事。”第四期在線寫作課開始前，高翔在朋友圈寫下這樣一段感言。他評價，自己的課“還是偏文學性，目的性不太強，受眾面或許比不上教怎麽寫爆款文的”，但的確讓他“對社會、對文學的認識，從籠統變得具體起來”。
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在讀博士信世傑也在開在線寫作課，形式是非虛構工作坊。除了對本專業的實踐，信世傑的動機與一次回鄉見聞有關。“2015年冬天我回老家，曾是文學青年的三舅姥爺正在寫家族史。他是60後，現在當保安。”長輩希望讀中文系的信世傑指導一下寫作，“那時，我剛從中文專業考上創業寫作碩士，面對已經寫了6、7萬字的三厚本‘作品’，無從下手。”
“後來逐漸出現秀英奶奶、姜淑梅這樣的寫作者，她們的知識積累可能還不如我的三舅姥爺，是從學寫字開始學寫作。”信世傑說，創意寫作本身就是向下的寫作教育，“三舅姥爺”們帶著豐富的故事資源，如何整合、表達出來，寫作的過程也是梳理的過程，帶有自我紓解的功能。
高翔曾在英國利茲大學參加創意寫作工作坊，“國外教從事創業寫作的老師也不是特別知名的作家，但師資力量很龐大。創意寫作的學生一大部分屬於弱勢群體，他們有故事乃至傷口，創意寫作是一個出口。我去訪問的班裏有一位坐輪椅的學生，很小就得了漸凍症，平日的工作是寫兒童劇、繪本。對他來說，寫作是力所能及並能謀生的。”
突如起來的“疫情寫作”
每個人的記錄，也有其價值
信世傑的第三期在線非虛構寫作坊開第一次課時，一位男學員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我是一個包工頭，但不願意被這樣稱呼和定義。有很多寫農民工的作品，其實並不了解農民工，把他們的生活看小了、看窄了。”
開課的時間恰好在春節前，原本定下的主題是“非虛構返鄉書寫”。1月下旬，疫情緊張起來，學員原定的一些調查、訪談計劃中斷了，“一部分改成了‘疫情寫作’，主要是從個人化的視角觀察身邊疫情帶來的影響”。30位學員交出了14篇結課作品，部分已經陸續發表，比如《疫情下的盲人推拿師：想讓村裏人看到他和女兒好好生活的樣子》《疫情下，二十多年不曾來往的父女找回了溫情與愛》。信世傑評價，“疫情寫作”要真正寫好很難，對之前準備不太充足的他的學員們來說，更多的還是停留於記錄層面，“但每個人的記錄，也有其價值”。
“我的課上，直接寫疫情的不多，寫回憶、虛構居多。”高翔的第四期文筆蛻變班開出了很長的書單，教授學員如何從寫作者的角度拆解作品，從仿寫入手，一步步嘗試、提高。“有意識地共讀共寫，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比較多，像是王十月的《喇叭褲飄蕩在1983》、嚴歌苓的《灰舞鞋》、畢飛宇的《兩瓶酒》。”疫情帶來的變化是，學員交作業的質量比往常高，數量也大大提升，“可能是居家學習的時間變多了，三分之一學員交出了結課作品，累積15、6萬字。”
深圳的夕陽與惠州的荔枝
8人間的工廠宿舍裏，有人讀著茨威格
青陌是連續兩期參加寫作課的學員，一開始讓高翔留下印象，是因為她總是在接近午夜時分乃至淩晨三四點匆匆發來課程反饋。“看她的朋友圈，會曬一些漢服、cosplay的照片，一直以為是大學生。後來才知道，那是她在服裝廠做的產品。工作兩班倒，有時淩晨收到她的消息，她總是歉然地說，之前在上班，現在吃飯才有時間打開手機看。”
深圳的夕陽與惠州的荔枝，出自青陌的作業《向著夕陽奔跑》。那是高翔在講解阿乙的中篇小說《模範青年》後布置的。《模範青年》寫一個人兩種可能的人生，作品裏的“我”和另一個人物，實際上是鏡像的關系。青陌寫在《向著夕陽奔跑》裏的兩個人物，一個是“古典”，一個是“俗女”，兩個女生一同落榜南下打工，輾轉深圳、惠州、蘇州多地工廠，見證彼此的戀愛、婚姻，她們“嘲笑”彼此的價值觀，但仍是共同看夕陽的摯友。
“最大的亮點是對話，帶著嬉笑怒罵，很有生活氣。在工廠工作本來是單調而辛苦的勞動，但作者發現了深層的詩意和美。”高翔在作業點評中提出修改意見，“結構上太散，可以嘗試整理出明晰的時間線；敘事方式可以考慮從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轉述，用第一人稱‘我’來寫。”他鼓勵青陌，“余華寫了《兄弟》，你可以寫《姐妹》。特別是工廠生活，可以多寫點。”
青陌的回復是在23點29分發來的，“寫這篇是利用轉班休息那天一口氣寫下來的，其實我就是文中那個‘古典’，一個很飄很不現實的人”。她評價自己是個“沒什麽上進心的人”，“一線操作工，每天面對同樣的人、重復的事，之前沒有寫作的概念，更不會去觀察，要寫的時候才感到素材太單薄了”。對“多寫一點”的鼓勵，她答道：“我會努力的，雖然零起點，也只是當成興趣愛好，會堅持下去的。”
“我的本科專業是人類學，大三那年一直在做社會調查，在佛山一個工業區裏請年輕的工人們做問卷。”當時，有位工友問：靠這些問題真的能了解生活的真相嗎？
“過了很久我才理解這個問題的含義。往下看的視角，也許很難觸及生活最真實的面向。”高翔說，“當我們聲稱文學衰亡時，8人間的工廠宿舍裏，有人正一本一本讀著茨威格、卡夫卡、艾麗絲·門羅，這難道不是文學的力量？”
記者手記
在寫作課的春天裏，遙望春天
誰會對創意寫作博士開的寫作課感興趣？開課前，高翔覺得，可能以大學生為主。後來才發現，恰恰是看起來離文學、離寫作有些距離的人，成了他的學員。可能是興趣，或者是夢想，甚至只是為了加入一個誌同道合的群體。
采訪前，吸引記者的是高翔的寫作課名稱——文筆蛻變。在網絡下單一件商品或一門課程，往往憑著一瞬間的沖動。文筆蛻變背後，會不會有更多蛻變的可能性？如果說取名也是寫作的一部分，這門課應該開了一個好頭。
然而，也有學員上了第一節課就要求退費。那節課分析的是哈金的小說《等待》，一個關於離婚的故事。要求退費的學員說，不是老師講得不好，而是她的婚姻正好觸礁，聽得傷心，“別的網課都是挺勵誌的”。
“文筆蛻變班”的學員裏，遠的在新疆、貴州、雲南。學員“不甜”發來《在高塔下聽風的日子》故事構思，來自她在邊遠地區戍守信號塔的親身經歷。“大多數人不是為了‘變現’，甚至也不為了發表。往深裏挖掘，是一種自我表達的需求和自我療愈的作用。”高翔說，純粹意義上的寫作，應該本身就是非功利的。
互聯網越來越發達，提供自由寫作的平臺越來越多，為什麽還需要寫作課？“有學習的目標、內容，閱讀的輸入、輸出，教學的互動，還是很多人所需要的沉浸感。”開在線寫作課的經驗讓高翔意識到，寫作教育在社會體系中處於缺失狀態，不光是文學寫作，也包括職業寫作。“一方面，高校的文科專業面臨危機，另一方面，社會對寫作的需求很旺盛，但欠缺專業、系統性的教育。很多人一旦進入職業環境，就會焦慮，就要補課。這也造成目前市面上寫作課魚龍混雜的情況。”
信世傑的理想是，做到全民化的寫作教育，“只要技術不算太差，有自己的故事資源，就能寫出不錯的非虛構作品”。“高校創意寫作只是其中一環，最活躍的寫作力量應該在社區、在民間。疫情之後，更多人接受在線模式，對寫作教育的推廣應該是一件好事。”
高翔給記者發來學員所寫的一首小詩，最後一句寫道，“春已暖，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在春天裏遙望春天。”他說，“一種文學照進現實、關註日常生活的詩意感，是在最近的課程中慢慢發現的。”
對創意寫作的博士們來說，這可能也是一種教學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