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春節，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幾乎席卷了整個中國大地。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場全民參與、抗擊疫情的阻擊戰全面打響。
這場沒有硝煙的疫情阻擊戰，考驗著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也檢驗著地方政府部門的依法防控、依法治理水平。
從防疫法到突發事件應對法，再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盡管抗擊疫情我們有法可依，但是從武漢“8名散布謠言者”被“訓誡”到有湖北旅居史，返鄉配合登記人員個人信息被公布，從武漢打工人員返鄉被封門到外地返京人員不讓進小區或村莊……一樁樁，一件件，引發輿論質疑的同時，考量著個別地方官員的法治觀念和部分地方政府部門的依法行政、依法辦案的能力。
“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毋庸置疑，堅定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用法治增強疫情防控的“底氣”，及時應對疫情防控期間民事糾紛中出現的新問題，依法定分止爭，厘清疫情防控中涉及的違法犯罪行為的判定，將疫情防控工作引領到法治軌道上來，才能在這場“法治大考”中取得佳績，並最終贏得這場疫情阻擊戰的完勝。
李文亮醫生因新冠肺炎搶救無效，於2020年2月7日逝世。李文亮的逝世引起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關註，世界衛生組織也發來唁電。李文亮醫生是一個平凡而又非凡的人。說其平凡是因為李文亮在同學群裏發了談論醫學問題的微信，並附上了所在醫院的診斷書；說其非凡是因為，2月7日經中央批準，國家監察委員會決定，派出調查組赴湖北省武漢市，就群眾反映的涉及李文亮醫生的有關問題作全面調查。
李文亮在同學群裏發的信息，本來只是出於專業敏感，在同學之間的提醒，不料卻被認定為“造謠”。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在同學群裏提醒大家說:“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正在進行病毒分型”。2020年1月1日，武漢警方發布通報稱，一些網民在不經核實的情況下，在網上發布、轉發不實信息，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傳喚8名違法人員，並依法進行了處理。1月3日，警方認定李文亮所說“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的言論，是違法行為，責令李文亮簽署了當地派出所打印的“訓誡書”。
李文亮現已離開了人間，但他是帶著“訓誡書”走的，在法律上李文亮的身份是“造謠”的違法人員。目前，公眾強烈呼籲為李文亮平反。但也有人認為，“首先公安機關沒有錯”“給予訓誡也沒有錯”，言下之意錯還是在李文亮身上。說實話，李文亮是因為公安機關的一紙“訓誡書”而“走紅”的，如今李文亮已經去世，還要把汙水潑到李文亮身上實在是太不厚道了。且不論這份“訓誡書”的落款時間之筆誤，我們一起來看看武漢當地公安派出所發給李文亮的“訓誡書”到底存在哪些大是大非問題。
公安機關對李文亮作出訓誡的決定是否於法有據？
在我國刑法中確實有關於訓誡的規定：“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訓誡的措施，即“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在民事訴訟法中，適用訓誡的對象是違反法庭規則的人。顯然，李文亮收到的“訓誡書”不屬於刑法或者民法範疇。在我國行政法範疇內，“訓誡”存在於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條、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第22條、信訪條例第47條、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第45條等。我國1987年1月1日施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九條曾經規定：“已滿14歲不滿18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從輕處罰；不滿14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免予處罰，但是可以予以訓誡，並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2012年修正)第十條規定：“治安管理處罰的種類分為：（一）警告；（二）罰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銷公安機關發放的許可證。對違反治安管理的外國人，可以附加適用限期出境或者驅逐出境。”顯而易見，我國現行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並沒有“訓誡”的處罰種類，李文亮也不是公安機關在現場管理場合受到“當場訓誡”。問題的關鍵是，李文亮收到的是並無明確法律依據的“訓誡書”，當地公安機關只在“訓誡書”中提及了治安管理處罰法，但又沒有列明具體條文的規定，所以說李文亮收到的“訓誡書”於法無據。
公安機關認定違法的依據是什麽？
“訓誡書”認定李文亮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是，並沒有指出李文亮的行為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哪一條具體規定，是哪一種違法行為。這種“打悶包式”的執法本身就不符合法律規定。任何公權力機構認定行為人違法，都必須指明違反了什麽法律的哪一項、哪一條的具體規定，不能采用“我說你違法就是違法”的做法。
認定“不屬實的言論”是否有事實依據？
“訓誡書”認定李文亮所說“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是“不屬實的言論”，但沒有說明有什麽樣的事實依據。也許，公安機關的確持有當地政府提供的內部文件或者口頭告知的“口徑”，那麽，請公之於眾。客觀地說，李文亮醫生“確診了7例SARS”的表述不夠準確，但並不影響該信息的實質真實。特別是，李文亮醫生在發表言論的後面還附上了所在醫院的診斷報告。這份診斷報告足以證實李文亮醫生所發表的言論在實質上是真實的。如果把李文亮醫生與連湖北省口罩產量都說不清楚的官員相比，李文亮發表的信息已經足夠準確了。不知道當地公安機關是否也根據其“不屬實”的標準，給該官員發了“訓誡書”。
在“不屬實”的法律界定上，必須以實質上是否屬實為標準，不能把表述上稍有誤差的言論歸為“謠言”。最高人民法院在公眾號文章中的話振聾發聵：“試圖對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實的信息都進行法律打擊，既無法律上的必要，更無製度上的可能，甚至會讓我們對謠言的打擊走向法律正義價值的反面，成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
認定“你的行為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是否需要承擔舉證責任？
“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所用的是“了”字句，這是對行為結果的認定，是一項極為嚴重的罪名。但是，“訓誡書”沒有承擔舉證責任，沒有用事實作出證明“嚴重擾亂”。李文亮在一個150人的同學群中警示：“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院急診科隔離。”就主觀而言，是作為醫生在同學群中談論專業問題，並希望不要外傳。李文亮是為了提醒周圍同事、朋友做好自身防護，避免感染，顯然不具有擾亂公共秩序的故意。客觀上，李文亮所言不但沒有造成嚴重擾亂公共秩序的後果，反而對疫情防控工作起了積極作用。“你的行為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的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況且，至今也沒有任何機構用事實證明李文亮的警示言論，對何種範圍內的社會秩序起到了“嚴重擾亂”的作用。
“至此中止違法行為”反映了當地公安機關怎樣的業務水平？
“中止”是指，由於某種情況的出現，使得正在進行的事情在進行過程中停止；“終止”是表示就此停止。例如：“終止提拔程序，並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顯然“中止”是指事情在進行中因故停止，相當於按動“暫停鍵”。因故停止的原因消失之後，可以不再進行，也可以恢復進行。而“終止”的事情，則不再繼續進行。從“訓誡書”的本意看，當地公安機關是責令李文亮終止“造謠”的行為，但是，連“中止”與“終止”的區別都沒有搞清楚，業務水平真的有待商榷。
訓誡書什麽時間簽署的？
本“訓誡書”共有兩處簽署了時間。李文亮所簽署的2020年1月3日是正確的，而蓋公章處簽署的時間卻疑似“2129年1月3日”。加蓋公章處的時間應當視為文件製作完成的時間，“1月3日”是正確的，“2129年”卻令人生疑了。由於“2129”系手寫，有些模糊，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留給這份文件的製作者解釋。
（作者系欧亿平台教授、上海市社會建設研究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