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欧亿平台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元旦，是日本的新年。1月2日上午，近7萬日本民眾紛紛來到皇宮朝賀天皇和皇後，聆聽天皇的新年致辭。這是日本開啟令和時代之後舉行的首次新年民眾朝賀活動。
日本民眾為何在新年伊始，選擇到皇宮朝賀天皇？天皇在日本民眾心中具有怎樣的地位？天皇製在日本政治文化中到底扮演著何種角色？
這一系列問題需要我們回到歷史中去需找答案。二戰結束之初，美國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對日本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去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造，但卻未追究戰爭發動者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而且還保留了天皇製。無疑，戰後日本天皇製之所以能夠得以保留，是美國充分權衡利弊，出於對自身利益和戰後世界格局考量的結果。為實現日本戰後平穩過渡，順利實施戰後統治和管理，美國做出了這一戰略選擇。美國充分意識到，要維護日本戰後社會穩定，保證成功製定戰後日本《和平憲法》，就必須保留具有“神性”的日本天皇製，進而確保美國在日本戰後統治順利實施。在現實政治中，盡管天皇僅為象征性的存在，但畢竟天皇製得到了延續，並最終與日本民主製度“嫁接”在一起，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融合。
天皇製為何如此重要？回顧日本歷史，盡管天皇實際統治日本的時間不算長，但長期以來，天皇始終扮演著極為特殊的政治角色，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於天皇製，對於日本社會文化具有深刻認識的原美駐日大使、後擔任美國副國務卿的格魯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天皇雌蜂王論”，即“天皇製，對日本人和日本社會，起著雌蜂王的作用。如果把雌蜂王除掉，蜂窩內就會因之大亂從而導致崩潰”。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也曾在其著作《菊與刀》中指出，日本人具有極強的等級意識和忠君觀念，這些觀念已深深紮根於日本民眾的思想意識之中，成為日本民眾的基本行為準則。只有在天皇絕對權威的庇護下，人們才能“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日本社會才能保持有序狀態。可見，在長期的歷史文化影響下，天皇製意識早已深深紮根於日本民眾的內心世界，成為日本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無論是攝關政治還是幕府政治時期，日本歷朝歷代的實際掌權者無一例外，都未曾試圖取代天皇，而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利用天皇的絕對權威為自己的統治提供正統性和合法性。正是由於日本歷史上長期存在著這樣一種天皇權威與實際權力分離但又不可缺少的獨特現象，使得日本民眾對於天皇有一種近乎狂熱的宗教式崇拜。
二戰結束至今已有悠悠75載。經過戰後較為徹底的民主化改造，日本儼然已成為一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接近的西式民主國家，其民主體製每每受到西方國家的盛贊。在這樣的國家體製下，日本民眾依然將朝賀天皇當作每年新年的重要活動之一，這一現象的確引人深思。天皇、皇室、天皇製這些似乎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帶有“非民主”色彩的詞語，為何如此“自然地”出現在當代日本人的社會文化生活之中？
究其根本原因，日本並沒有在西式現代資本生活文化模式中安頓自己的精神與靈魂。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曾在其《低欲望社會》一書中指出，“全世界都在‘低欲望社會’化，而日本正迎向美麗的衰敗”。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經濟持續低迷蕭條，日本人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對現實生活感到困頓迷惘。在身心過度透支的現代生活模式下，日本陷入深度結構性社會危機。2019年日本新增人口首次跌破90萬人，少子化現象空前嚴重惡化；根據2018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的數據，日本終身未婚率男性高達23.4%，女性為14.1%。在現實精神生活中無家可歸的日本人以具有“神性”的天皇作為日本社會的精神寄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盡管“安倍經濟學”一直試圖為日本社會註入發展動力，但日本經濟並未進入自律性復蘇軌道，仍處於長期低迷和慢性衰退周期之中；就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日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臺風、大雨等自然災害的侵襲，至今仍然有大批受災群眾面臨巨大的生活困難。在這一背景下，2020年年初的這次天皇朝賀儼然成了日本民眾的一劑強心劑，似乎天皇那“祈願今年成為沒有災害、安靜祥和”的新年致辭，多少能夠撫慰民眾心中的不安。
世界文化多彩多樣，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依然保留著對天皇的尊敬和崇拜，不啻為亞洲文化的一道獨特風景線。作為首位訪華的日本天皇，明仁天皇熱愛世界和平，曾於1992年到訪中國，為中日友好作出了巨大貢獻。期待日本新天皇——德仁天皇能夠繼續為中日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