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發展必須始終根植中國基層法治實踐，堅持面對線上與線下兩個方面，堅持把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推動基層治理的實踐。
新時代“楓橋經驗”是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一面旗幟、“中國之治”的一張名片，與時俱進，進一步發展“楓橋經驗”的歷史任務已經落到了我們的肩上。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深刻揭示了“過去我們為什麽能夠成功、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的歷史經驗，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在深入學習“楓橋經驗”中，我們也應當思考：過去和如今楓橋為什麽能夠成功、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發展“楓橋經驗”？
一、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發展要註重與“兩個結合”相融合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時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筆者認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含義深刻的新概括，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使命。
“楓橋經驗”是基層社會治理的典範，內涵十分豐富。其中，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堅持矛盾不上交，是“楓橋經驗”的基本內涵。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技術催生了新的事物，矛盾類型也呈現多因、多果、多樣態，增加了化解的難度。例如，如何就地解決“網購”發生的糾紛、物業管理中的糾紛、預付卡引發的糾紛等，都需要在繼承“楓橋經驗”的基礎上探索新的預防和化解方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發展必須始終根植中國基層法治實踐，堅持面對線上與線下兩個方面，堅持與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推動基層治理的實踐。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這一重大論斷，精辟闡述了“兩個結合”的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也為“楓橋經驗”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然來自西方和東方，但都是實踐的產物，都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積澱的人類文明、提煉的思想精髓，有其相同、相通、相契之處。當然，我們今天已經不可能再繼續沿用古代的法律條文來治理社會，但是，古代法律條文背後蘊含的公平正義觀念、價值追求以及對規律性的認識依然是寶貴的財富。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變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我們作出回答的理論和實踐課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任務空前繁重。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基層治理之“的”，在歷久彌新的“楓橋經驗”中註入新時代觀念更新、技術進步的新元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都應當在發展“楓橋經驗”中再放光芒。
二、正確理解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製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人民內部矛盾，要善於運用法治、民主、協商的辦法進行處理。構建有效、便捷、合理的預防化解矛盾糾紛體系，實現對各類糾紛的有效預防、高效處置，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
筆者認為，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製建設包括“預防和化解”兩個方面，缺一不可，既要講多元力量化解社會矛盾，更要講全方位預防社會矛盾高發，二者不能偏廢。加強社會矛盾源頭預防和多元化解機製建設，必須通過多樣化、個性化、多層次的公共服務，及時滿足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的利益訴求，才能從源頭上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各種深層次問題，在基層治理中發揮出“治未病”、早治病的作用。
“楓橋經驗”不僅是一種矛盾糾紛解決經驗，更重要的，也是一種推動中國獨特歷史、文化傳統和基本國情與現代法治體系、社會治理體系相融相通的實踐經驗，是一種植根於本土文化的中國現代法治體系建設、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成功經驗，更是一種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與法治文化的成功經驗。例如，“楓橋經驗”在具體方法上有多種形態，體現了多元力量的整合。“楓橋經驗”所要建立的是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製，不僅是多元糾紛處理，實現“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楓橋經驗”更具有預防性的特點，更為積極主動地處理基層矛盾與糾紛，更具能動性與主動性。
保證高質量發展，必須把工作重心從矛盾化解、事後處置前移至服務群眾、服務民生上來，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的發生。
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建設中，最能體現黨和政府人民性的當數社會建設。社會領域發展好了，能確保人民群眾分享國家發展的成果，各領域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發展，最終都是為了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有人認為，化解糾紛是有標準、可量化的，預防社會矛盾的涉及面廣、操作難度大，辛辛苦苦做了卻很難見到成效。其實，預防社會矛盾的機製建設也是可以客觀評價的。以下“四個減”也許是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製建設的評價標準：
一是減少，是指減少社會矛盾的發生。社會矛盾的發生具有客觀性，但又不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二是減小，是指減小已經發生的社會矛盾對社會正常生活的影響程度，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控製社會矛盾的蔓延。
三是減弱，是指減弱矛盾雙方的對抗程度，避免矛盾的激化。
四是減量，是指減低矛盾發生後進入訴訟程序的總量，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保證案件審理質量。
三、學習“楓橋經驗”必須“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廷尉孔稚珪曾奏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以繩墨為正” 對應“以法理為本”，比喻的規矩或法度，基本含義就是當今所說的以法律為準繩，從而體現“以法治國”的理念。中華法系將法理奉為治國理政之“本”，還提出了諸多維系社會秩序的原則和方法，涉及宗法、禮治、王道等多個維度，包含民本、仁愛、公平、和合等多重價值，為古代中國社會的穩定創造了良好基礎。法理不僅是治理國家的依據，也是教化人心的憑借，我們在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中必須不忘源於中華法系的本來，認真汲取歷史的精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已有百年。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第一天起，我們就面臨著如何“洋為中用”的挑戰。隨著歷史的演進，如今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同樣，如何在全球競爭的實踐中正確處理“洋為中用”的關系也需要進一步探索。我們既要防止閉關鎖國或“食洋不化”，也要防止歷史虛無主義或“食古不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面向未來，不忘本來、吸收外來，才能開辟未來。善於繼承前人、學習外人才能更好創新。推進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目的是開辟未來。當今，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使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社會由此進入了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習的“後喻文化”時期。世界已經是“地球村”，擁有全球的視野和未來的眼光，才能站到科技發展的前沿。“楓橋經驗”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經驗，在當下和未來的發展中也一定會遇到如何處理新技術應用帶來的矛盾與糾紛。例如，運用預付卡斂財的常見手段是以“大幅度優惠”為誘餌，電信詐騙常用花言巧語“打親情牌”，網上購物會遇到不良商家“懵人”，都是發展“楓橋經驗”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製建設的新課題。60年來，“楓橋經驗”歷久彌新。如今，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基層治理也正在從“治理”向“智治”轉變，“楓橋經驗”如何在智能化治理中展開新的篇章也是我們必然要擔當的時代使命。
本文刊於《人民法院報》2024年01月21日第2版，作者系欧亿平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