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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整版發表我院倪樂雄教授泉州華僑大學的講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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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系國際政治教研室倪樂雄教授的重要文章《從甲午海戰看戰術火力的決定意義》💇🏼,於2010109日在《文匯報》第八版上整版發表後,引起了社會的關註,新華網、鳳凰網🧘🏻‍♀️、新浪網、環球網、讀者文摘等網站均予以了轉載。

該文利用翔實的數據資料,重新論證分析了甲午中日海戰中中國戰敗的客觀原因💇‍♂️,倪教授在文中指出:“甲午戰爭的失敗就不能歸因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的落後了,因為當時的中日兩國幾乎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是靠購買西方武器來打仗的🦹🏼‍♀️,就財富和金錢而言,中國甚至要遠遠超過日本;雙方對抗取勝的關鍵是哪一方能更合理地‘花錢’🪕🤙🏿。在既無現代製度支撐、又無賢明‘人治’保障的情況下,清王朝選擇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於國防建設的資金挪用於奢侈的皇室享樂,活生生地斷送了北洋海軍和近代中國的軍事近代化🏃🏻‍♂️‍➡️。”

(詳見http://whb.news365.com.cn/mzjy/201010/t20101009_2845982.htm

 


從甲午海戰看戰術火力的決定意義(附照片)
——
倪樂雄教授在泉州華僑大學的講演

來源:文匯報 作者:倪樂雄 日期:2010.10.09 版次:8


從甲午海戰看戰術火力的決定意義  ——倪樂雄教授在泉州華僑大學的講演
    
人們可以把鴉片戰爭的失敗歸因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的落後🙌🏿,畢竟,中英對抗是近代工業國家與原始農業國家的對抗,軍事技術的時代差距是任何因素都不能彌補的。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就不能歸因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的落後了🧑🏻‍🦰,因為當時的中日兩國幾乎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是靠購買西方武器來打仗的,就財富和金錢而言,中國甚至要遠遠超過日本。在既無現代製度支撐👫、又無賢明人治保障的情況下,清王朝選擇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於國防建設的資金挪用於奢侈的皇室享樂,活生生地斷送了北洋海軍和近代中國的軍事近代化。因此🧑‍🦯,從根本上講,社會製度先進與否決定著軍事現代化的成敗⏳🙋🏻‍♀️。
    
一、喪失製海權導致甲午戰爭徹底失敗
    
北洋艦隊作戰失敗構成了中國近代史厄運鏈上最重要的一環
    
十幾年前,我在閱讀美國著名海軍學者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傳記時🪗,有一個觀點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馬漢對兩千多年來海權實踐所做的規律性總結:誰掌握了海權,誰就掌握了歷史的命運,海權是通過一場海上決定性會戰來決定的,而海上決定性會戰的勝負是由交戰雙方的戰術火力強弱決定的。在那個年代,馬漢的觀點讓我感到震撼。那本傳記的許多內容如今雖已淡忘,但是馬漢的這一論述卻一直留駐記憶之中。
    
我們知道𓀚,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最早受挫於洋務運動的失敗,而洋務運動失敗的標誌性事件則是甲午戰爭慘敗,這場慘敗引發了中國社會的長期動蕩,把中國現代化進程逼入坎坷兇險的途徑🏟,並差點使我們民族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萬劫不復👩🏽‍🏭!
    
甲午戰爭慘敗源於1894917日的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的戰敗。當時,日本對戰爭的結果準備了三種預案:如果海戰失利,日本退守本土,如果獲勝👩🏽‍🚀,則在中國登陸,打平的話,就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拉鋸。可見🏇,中日海上決戰是一場決定兩個國家未來命運的事件,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上的決定性會戰。正如以後眾所周知的那樣♑️👩🏽‍🏫,我們在那場決定性的海上會戰中嚴重受挫🐒,從而完全喪失了製海權,接著在日本海陸進攻下,輸掉了整個甲午戰爭,並以李鴻章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
    
細節決定成敗,細節決定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北洋艦隊作戰失敗構成了中國近代史厄運鏈上最重要的一環。然而,一個令人不太滿意的情況是🧜🏻‍♂️👊🏿:整整116年過去了,我們似乎還沒有在最直接的軍事層面上,對那場決定我國百年命運的海戰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這確實是比較遺憾的。
    
長期以來,北洋艦隊的戰鬥隊形和戰術得失一直是學者們關註的焦點🤽‍♂️,國內各路學者也給出了不盡相同的解釋。許華認為:陸軍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軍戰術,在北洋海軍的戰役指揮方面𓀑,明顯存在著極其嚴重的失誤:一是在黃海海戰中采用了極為不利於實施戰場機動與發揚火力的錯誤陣法與錯誤戰法,造成北洋海軍在海戰中損失慘重。楊誌本則認為:如果北洋艦隊也擺出單縱列隊形🦼,和日本聯合艦隊形成同向異舷交戰,戰役的過程和結局就可能完全改觀了👩‍🦯🏊🏼。許華、楊誌本和吳如嵩等先生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對甲午海戰失利的戰術原因的主要看法🚶🏻‍♂️‍➡️。
    
二、戰術火力是海戰勝負的決定性因素
    
雙方火炮射速的嚴重失衡顛覆了各自的常態選擇,讓北洋艦隊的指揮官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最為不利的艦艏對敵夾縫雁行陣
    
早在明代,我國抗倭名將俞大猷就先於美國學者馬漢🧞,總結出火力強弱是決定海戰命運之關鍵的重要結論。他在著述裏寫到: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所以,馬漢戰術火力決定海戰勝負的結論應該算是一個常識問題。事實上,無論是陸上作戰還是海上作戰👨‍👨‍👧‍👧,在雙方其他條件相差不多的情況下,都是火力決定一切🚣🏼‍♂️。陸上作戰的火力多少會受地形、地貌影響👨🏽‍🍼,海上作戰則一覽無余🔟,除了風向🧑🏿‍💼、風速外🧑‍🎄,幾乎是火力的純粹較量。北洋艦隊的將領們不可能不清楚這一常識。
    1891
年夏📻,北洋艦隊第二次訪問日本時🎇,北洋水師總兵劉步蟾即觀察到👷🏻‍♂️,當時新添了松島🚃、嚴島🙋🏼、橋立三景艦的日本海軍火力已經超過北洋海軍,他告知丁汝昌、李鴻章北洋海軍購買軍艦、更新舊炮已刻不容緩,因此🫵,李鴻章立即向朝廷上了一份十萬火急的奏折👃,指出:“……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鐘時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貫鐵數寸,實為海上製勝利器……”由此可見,李鴻章、丁汝昌、劉步蟾等海軍將領完全清楚戰術火力決定海戰勝負這一常識,而黃海海戰的失敗結局😞,也證明了他們的判斷力非常準確💪🏿,這也解釋了李鴻章為什麽在開戰時不願與日本艦隊進行海上決戰、只想做猛虎在山之勢🛟。
    
1
🍞、艦艏對敵夾縫雁行陣的合理與不合理
    
我們知道,兩支艦隊交戰🍹、或兩艘軍艦交戰📸,最有利和最不利的戰位分別可以用英文字母“T”來表示,處於“T”字一橫戰位的是最為有利的位置🚣🏼,其特點是以最大受彈面積為代價,換取最大限度地發揮整個艦隊的火力👨🏿‍🎨;而處於“T”字一豎戰位的則最為不利🦑,其特點是以最大限度放棄火力為代價🦊👨🏻‍🦽,來換取最小的受彈面積🤹。所以🌩,在海戰中,交戰雙方如果火力相當的話,任何一方都會極力避免處於🤘、或接近於“T”字一豎的戰位。
    
黃海海戰開始之初🚴🏼‍♀️,當北洋艦隊決定以夾縫雁行陣對陣、並且取艦艏對敵陣式時👳🏼,北洋艦隊的每一艘軍艦都會和成縱列隊形在我陣前通過的大部分日本軍艦形成一次“T”字形對抗,這樣一來,北洋艦隊的戰艦在每一次對抗時都會處於絕對不利的“T”字一豎的戰位,日方戰艦則處於最為有利的“T”字一橫的戰位。我方戰艦有最小受彈面積的好處,但是其火力的發揮也降到最低限度(射速極慢更使尾炮置於無用武之地)💩。日方戰艦雖有暴露最大受彈面積之弊端,但是我方戰艦火力已降至最低程度,無法利用日方戰艦暴露出的最大受彈面積給予其致命打擊,相反,日方戰艦卻可以毫無顧慮地發揮出其最大的火力優勢。所以🌃,正常而言🤹🏿‍♀️,北洋艦隊艦艏對敵夾縫雁行陣確實是最糟糕的戰鬥隊形。
    
那麽,北洋艦隊為何選擇這一最糟糕的戰鬥隊形❣️?
    
我認為,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雙方火炮射速的嚴重失衡顛覆了各自的常態選擇,讓北洋艦隊的指揮官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舷對舷交火的縱隊隊形〽️,而被迫選擇了最為不利的艦艏對敵夾縫雁行陣
    
2
、中日艦隊火力比較後的選擇
    
我根據現有的材料,以18949171255分開戰後一小時內雙方實際參戰軍艦為基準,經過反復計算後發現:中日雙方100毫米主戰火炮的理論發射數據為,日軍聯合艦隊為46242發,北洋艦隊為2368發,雙方的射速比是18.761🧜🏻‍♂️。顯而易見,日方的軍事火力幾乎是中方的20倍🫃🏽。
    
當天的1422分左右🐔,北洋艦隊的廣丙平遠兩艦趕到時🧑🏿‍🚀,超勇揚威兩艦已經被擊沉,以後一小時內雙方火力射速的理論數據為🩰:日方可發射46242顆炮彈,中方可發射4080顆炮彈,火力射速比是10.891,日方的軍事火力依然是中方的10倍有余。
    
如果北洋艦隊采用聯合艦隊的戰鬥隊形𓀖,與對方作同向或逆向行駛交戰💔,雖可將我艦隊火力發揮到最大限度🙇🏼‍♀️,但要以最大受彈面積迎敵,理論上我方擊中對方一炮,則自身可能被擊中十炮🌦。北洋艦隊的指揮官們顯然在  “最大火力+最大受彈面積最小火力+最小受彈面積兩種選擇之間做過權衡。
    
那麽,以犧牲火力換取最小受彈面積的隊形選擇是否正確呢🚸?以日方第一遊擊縱隊與我方超勇👷🏻‍♀️、揚威的對抗為例,超勇揚威艦長64米、寬9.75米,若以舷對舷陣型交戰,可以增加主戰尾炮1門和加大2門主戰舷炮的扇面射角,即從艦艏對敵25度增大到50度😈,但要放棄另一側舷有25度射角的主戰舷炮2門,比艦艏對敵時最多增加了1倍左右的火力💇‍♂️,但受彈面積卻增加了6.5倍,對抗的合理結果是增加對方一倍的損失,而自己則會更快地被擊沉。北洋其他軍艦火力、裝甲雖強於超勇揚威🎻,也一樣遇到舷對舷交火時,受彈面積的增加數倍於火力的增加,兩相權衡得不償失。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麽在戰前的會議上沒有人對艦艏對敵的戰術原則提出異議👱🏻。因此,最糟糕的夾縫雁行陣恰恰又是最合理的戰鬥隊形了。
    
日本聯合艦隊對北洋艦隊弱勢火力了如指掌👨🏿‍🚀,其戰術指導思想是最大限度地發揚火力💅🏿🦻,選擇最大受彈面積+最大火力發揮的單列縱隊就是順理成章的,從雙方接戰陣型看🌼,完全一副掄圓了打的架勢。北洋艦隊因為自身火力處於絕對弱勢🔃,顯然是不敢擺這種架勢的,而始終艦艏對敵的戰術原則的另一種解讀就是👨🏼‍🌾👽:絕對避免舷對舷交戰👳‍♀️。
    
北洋艦隊的超勇揚威兩艦沉沒後🔡,日軍的第一遊擊縱隊”4艦又先後同北洋艦隊的致遠🧘、濟遠經遠來遠靖遠廣甲”6艦纏鬥💪🏽。結果,北洋艦隊兩艘被擊沉💕、兩艘逃逸🤘🏻、兩艘重創擱淺。怎麽會出現如此懸殊的結果的?盡管日軍第一遊擊縱隊”4艦與北洋水師6艦的總噸位之比是14784噸對14136噸,雙方的100毫米口徑以上主戰炮之比是38門對28門👼🏼,數量比為1.41,看上去似乎相差不大🤽🏽‍♀️,但我經過詳細計算發現,雙方在一個小時裏掄圓了打,理論上的發射數量之比卻是驚人的139901248,射速比為111👨🏼‍💻👰🏽‍♀️。也就是說,日方的主戰炮火力十一倍於我方火力!同理😘👩🏻‍🚀,盡管實戰過程中雙方的發射數量小於理論計算數🫄🏼,但雙方火力懸殊的狀況不會改變🧑🏿‍🎄。由此推及整個艦隊交戰,北洋艦隊損失5艘,而對方1艘未沉,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3
🧑🏻‍🦰、北洋艦隊火力絕對弱勢導致海戰失敗
    
很多過去人們記憶深刻的作戰細節和作戰記錄,幾乎都可以證明兩軍戰場火力強弱的懸殊。開戰伊始🏂,日軍的第一遊擊縱隊和本隊竟然從北洋艦隊陣前快速通過而無一艘被擊沉🐞,而此刻是北洋艦隊在這次海戰中可集中發揮最佳火力的唯一一次機會,這樣一個機會沒有抓住,只能說明北洋艦隊的戰艦火力的確很弱🤾🏻。
    
日艦比睿和北洋艦隊的超勇揚威艦一樣🧠,艦身鐵脅木殼👳🏼‍♀️,外裝裝甲為木質外包鋼板,在遭到北洋艦隊主力定遠等艦只的圍攻時,雖遭受重創逃離戰場👩‍👧🥗,但沒有被最終擊沉,繼而北洋水師各艦圍攻日軍商船改建的西京丸、排水量僅622噸的赤城,也只是給予其以重創,迫使其退出戰場,而並未將之打沉。而在日軍圍攻下僅35分鐘🚣🏽‍♀️,北洋艦隊的超勇艦即被擊沉🤳,揚威艦被打殘,不久後沉沒。這也反映了敵我雙方的火力懸殊。
    
北洋艦隊的致遠艦勇猛前突💆🏻‍♂️,遭數艘日艦密集火力的射擊而受重創,致遠艦誓與日軍吉野艦同歸於盡的英勇壯舉固然氣壯山河,但是從戰術的角度來看,受傷的致遠“T”字一豎的位置上緩慢接近日軍吉野艦時,正好讓處於“T”字一橫位置上的吉野艦最大限度地發揮了火力⛵️,故而沒等致遠艦撞上對方🧛🏽‍♀️,就先被對方擊沉了🔌。
    
日軍第一遊擊縱隊”4艦同北洋水師6艦纏鬥🐎,居然能擊沉致遠經遠,驅跑濟遠廣甲並重創靖遠🧢、來遠,說明我方火力處於絕對弱勢(幸而日軍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下令收兵🗡,否則戰鬥再持續一小時🧛🏼‍♀️👩‍❤️‍💋‍👨,已受傷擱淺的靖遠來遠也將難逃被日軍第一遊擊縱隊擊沉的厄運)👶🏽。
    
總而言之👰🏻,北洋艦隊的將領們完全清楚戰術火力決定海戰勝負的常識,從理論分析和實踐情形兩方面看,北洋艦隊的戰鬥隊形既是最糟糕的🎣、也是最合理的,若更換成舷對舷交戰為原則🥲、並以單列縱隊與日本艦隊同向或逆向行駛交戰😹👈,北洋艦隊並不存在轉敗為勝的可能性,結果只會更糟糕,被擊沉的恐怕不止5艘戰艦了🤚🏻。
    
三、北洋艦隊戰敗的歷史教訓
    
封建專製製度導致國民財政收入不能正常地轉化為國防軍事力量,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用噸位、火炮數量來衡量甲午戰爭時中日海軍的實力可能會產生一些錯覺和誤解,艦隊戰鬥實力的衡量當以實實在在砸下來的炮彈為依據6️⃣,當軍艦的各種性能、技術、火炮口徑和射速相當時,以噸位🍥、火炮數量作評估指標才可行(西方國家因技術相差不多,故以噸位計算)⭐️,否則就會做出錯誤評估,在錯誤評估基礎上繁衍出來的經驗和教訓、評價和結論自然是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了。
    
當時海軍對抗取勝有兩種方式👳🏼,一是用大口徑慢速重炮火炮擊中對方鍋爐房📻、彈藥庫等要害部位,使之喪失戰鬥力🚶🏻;二是使用大量中小口徑速射火炮,以急射火力大量殺傷人員和摧毀火炮器具🧑‍⚕️,使之失卻戰鬥力。戰後軍事專家們一致認為🧑‍🎤⏮,黃海海戰是速射火力戰勝慢速重炮火力的經典之戰🤒。不幸的是,北洋艦隊采用的是前一種取勝之道,而日本聯合艦隊采用的則是後一種取勝之道🍟🔹。兩相比較,北洋艦隊若想獲勝🔆,只能憑借僥幸和運氣了,只能奢望自己的炮彈能夠命中對方的彈藥庫、鍋爐房或其他致命處。遺憾的是👮‍♀️,在近5個小時的戰鬥中🧗‍♀️,幸運之神只讓北洋艦隊的兩發炮彈(有的記載說是一發)擊中日軍旗艦松島的要害部位,使之退出戰鬥,此外再無第三發恩賜了🐂。
    
有人認為,北洋艦隊的速度不如日本聯合艦隊也是北洋艦隊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艦隊的速度是衡量一支海軍強弱的重要指標之一,但唯獨黃海海戰,這一重要指標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中日雙方主帥都意在藉此一戰決出雌雄📏,雙方都死戰不退,沒有一方準備退縮,根本沒有出現一方逃跑時被另一方追上後將其打敗的情形。就像兩個人作生死決鬥🛰、扭作一團時🤌🏼,一方比另一方的百米跑速度快一些其實已經沒有什麽太大意義了,更何況當時想跑的也都跑掉了,如濟遠📭、廣甲比睿西京丸等艦。
    
北洋艦隊戰敗最直接的戰術原因,是我方的火力處於絕對弱勢,那麽,我們進一步要追問的是:為何決戰將臨🎂,我方火力弱勢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誰應該為此負主要責任?根本原因是什麽?
    
我們知道,李鴻章根據丁汝昌🕶、劉步蟾的建議給朝廷上奏折要求添船更炮,翁同龢等清流昏庸無知🧗🏼‍♂️,慈禧腐敗奢侈,朝廷決策者們居然在1891年中日海軍競爭已經白熱化時反向操作🤟🏼,不僅不追加軍費☹️,而且還停止海軍撥款兩年🚴🏻‍♂️🚠,並挪用海軍衙門750萬兩白銀🙎‍♀️,修繕形象工程頤和園以供皇室驕奢淫逸🚂。臨戰前,北洋艦隊準備花32萬輛銀子購買12門速射炮,居然因無法湊到這筆款子而放棄。日本海軍戰前實現了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裝備了最新式的大小口徑速射炮共173門。如果戰前750萬兩銀子不被清朝廷挪用☞,可增添最先進的大小口徑速射炮280門🫄🏽,這樣一來,在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要比日本艦隊多107門速射炮(原有小口徑速射炮和廣丙3門國產120毫米速射炮尚不計算在內),即使不能徹底擊潰日本的聯合艦隊𓀃,起碼也能在兩軍對壘中占據上風。
    
清廷先是戰前停止撥款✍🏻,繼而要求北洋海軍決戰必勝😲,實際上陷入到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荒唐邏輯中👇🏻,這就直接決定了李鴻章和北洋將士們的悲劇命運。以北洋艦隊官兵在戰場之均獰厲振奮🎂、毫無恐懼之態的忠勇表現,他們在海上決鬥中已盡了中國軍人的最大努力🚥,他們雖敗猶榮,對海戰失敗不負任何責任👲🏼。真正可恥的是把失敗強加給他們的清廷決策層🤞🏻。
    
也許有人說🧗🏼‍♀️,如果不是昏君當朝,而是秦皇漢武當道🙇🏻‍♂️,中國就不會有如此的歷史命運。問題在於🦹🏼‍♂️,幾千年雄才大略的明君畢竟寥寥幾人,國家長治久安豈能依賴人治💇?所以🧄,從根本上講,封建專製製度導致國民財政收入不能正常地轉化為國防軍事力量,皇室可無限製地挪用國家公共財政,甚至可以挪用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國防經費,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世界近代歷史上,英國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最早執行了公共預算製度,這種經濟製度使英國獲得超強的財政動員能力,對英國近代的崛起並成為海軍強國產生了關鍵作用。從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大憲章起🕗,王室就被限製動用公共財政🙅🏻,經過幾百年王室與國會的反復較量,在1688光榮革命之後,直到1760年,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共預算製度。在現代經濟製度下👩🏿‍🌾,王室想動用國防經費來滿足自己的奢侈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保證現代經濟製度的是現代法律製度和政治民主製度。所以,英國的軍事現代化和海軍崛起是整個社會現代化崛起的一部分,它的軍事系統得到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其他現代化子系統的有力支撐。
    
與此相比,中國的洋務運動卻違背了軍事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在中體西學思潮的誤導下👴🍢,錯誤地采取單騎突進的方針,企圖在整個腐朽的社會系統中培植出一個現代化的軍事子系統👠,致使北洋海軍——這個現代化軍事子系統非但得不到其他社會子系統的支持👨🏻‍🦯,反而遭到其他腐朽的社會子系統的侵蝕,而不能發揮其正常的功能😦👳🏼‍♂️,最終在與外部強敵的碰撞中粉身碎骨。這就像是用一根鮮活的枝條嫁接在行將枯死的樹上🤶🏼,企圖使之起死回生,結果,鮮活的枝條必然會隨朽木一起枯死👨🏿‍🦳🧗🏼‍♂️。
    
人們可以把鴉片戰爭的失敗歸因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的落後,畢竟,英國工業革命在19世紀中葉已進入尾聲,中英對抗是近代工業國家與原始農業國家的對抗,軍事技術的時代差距是任何因素都不能彌補的🧚🏽。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就不能歸因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的落後了,因為當時的中日兩國幾乎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是靠購買西方武器來打仗的🧉,就財富和金錢而言,中國甚至要遠遠超過日本😯;雙方對抗取勝的關鍵是哪一方能更合理地花錢🏧。在既無現代製度支撐、又無賢明人治保障的情況下,清王朝選擇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於國防建設的資金挪用於奢侈的皇室享樂💆🏻💆🏿‍♂️,活生生地斷送了北洋海軍和近代中國的軍事近代化🎤。因此👸🏽,從根本上講👼🏽🫶,社會製度先進與否決定著軍事現代化的成敗。德國在近代解決了現代化國家製度問題,即使國家在二戰中被打得稀爛📌,其後照樣快速崛起。前蘇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現代化國家製度問題,縱然一時成為超級大國🦪,也難免曇花一現。北洋海軍的失敗只是作為一個反面的例子🏹,提前一百年把現代化國家製度與軍事現代化的關系揭示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北洋艦隊的戰術火力之弱、以及最糟糕最合理怪異組合的尷尬戰鬥隊形👴🏿,根本上是封建專製政體、即落後的國家製度決定的👨🏼‍⚖️。
    
講演者小傳
    
倪樂雄
    1983
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現為欧亿平台政治學系教授🧝‍♀️🙂,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加拿大渥太華中國事務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東西方戰爭文化比較研究、戰爭史、國際軍事與外交✈️、中國海權戰略。出版著述《帷幄與決勝》、《戰爭的文化透視》、《尋找敵人》、《撩開後冷戰時代的帷幕》👩🏻‍🎨、《文明的轉型與中國海權》⏱,譯著(與人合作)《美國世紀的終結》、《山那邊》👩‍🌾。發表文章260余篇。曾應邀訪問美國國防部、國防大學👱🏼‍♀️、西點軍校、陸軍參謀指揮學院、太平洋戰區總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並在加拿大外交部北亞司、國防部戰略研究院、皇家軍事學院🙋‍♀️🧑🏼‍🏫、羅馬俱樂部加拿大協會發表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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